从公元6世纪开始，佛家、书写文字、绘画、雕刻与新的建筑营造方法全部从中国传入日本，日本几乎全盘接受。这种未经领土殖民便发生的文化侵略，显示日本的文明发展虽然还在文盲阶段，但已十分进步开明，足以同化吸收外来更先进的文明。神道教乃是日本的原生宗教，是一种信仰自然多神论、没有教条、经典或神像的宗教。因此除了从探究墓地可能得到的推论之外，我们对神道教早期的发展所知不多。其中一座位于大阪附近，围绕着坟墓的埴轮，是一种筒状赤陶，一般高61cm，顶上为人形头，下为全身人形或动物形体（见图1）。（图1，人物埴轮，约公元年至公元年，赤陶，高约61cm，现存于巴黎吉美博物馆）埴轮为日本特有雕塑，型塑平顺，有如细缝般的眼睛和嘴巴，面无表情，但却古怪的非常生动，令人玩味。传统的说法是，这些埴轮像中国唐代的墓俑，是用来取代以前在帝王葬礼被杀殉葬的活人。位于伊势的神道教寺庙，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借助一项长久来的日本习俗，寺庙的原始形式因而得以留存下来。每隔20年，日本人就在原有的寺庙旁，兴建一座一模一样的新寺庙，然后毁掉原有的寺庙，这本身不但是一种宗教形式，也是一种维持原始纯净的方法（见图2）。这些寺庙暗示出一种对质朴的偏爱，日本人的这种偏好最后发展为极为复杂的美学崇拜。（图2，正殿，伊势神庙的主建筑物，日本，年重建）神道教日后将受到佛教影响，因为这两种宗教并非一直都是对立着，两者都将一直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现存最早的日本佛教建筑，位于本州南端的奈良，是一座称为法隆寺的佛寺。法隆寺建于公元年，以前似乎是轴线对称的建筑设计，就像其他现在只剩地基的佛寺，特别是像建于公元年、规模更大的法兴寺（见图3）。（图3，法兴寺平面图，飞鸟时期，日本，1.讲堂2.金堂3.西金堂4.东金堂5.宝塔6.西门7.中门8.回廊9.南门）法隆寺（见图4）的三栋建筑物一直都保存的非常完整，都是中国式的设计，屋顶上铺的是砖瓦而非日本常见的茅草。属于法隆寺另一部分的梦殿建于公元8世纪，也是中国式的设计（见图5）。位于寺院北边的讲堂，是公元10世纪才兴建的，却有一个日本式的屋顶，屋脊几乎与整栋建筑物一样长，而强调了水平性的感觉，巧妙地冲淡了金堂与宝塔的垂直性，丰富却没有破坏整座建筑的设计安排。（图4，法隆寺，日本奈良附近，公元年）（图5，梦殿，奈良附近法隆寺，公元年及以后，中庭为公元13世纪至公元14世纪）另一座在奈良附近的唐招提寺，在它的金堂中，佛陀与菩萨的塑像都放置在一个朝南的屏幕前，就像一个在宝座上的皇帝周围环绕着大臣（见图6），在这些佛像上方的木雕天花板，部分是从斜屋顶悬吊下来，而屋顶这个外观的主要特色，到了后来却以一种复杂的支撑系统加高（见图7）。（图6，唐招提寺的金堂，奈良附近，公元年）（图7，原始屋顶（右），和现在的屋顶（左）的绘图，唐招提寺的金堂）日本人在建筑上就和在神学上一样非常重视正统，而且就算在规模上无法比拟，在设计上也会严格遵循中国的典范。东大寺是采用对称设计，较中国的佛寺更宽广，有东西双塔，在中央的大佛殿，则安放一个高15m的青铜大佛，这是由圣武天皇在公元年下令建造的（见图8）。大佛殿本身重建于一个稍稍缩减的基地上，但仍依照原来的设计建造，规模之大，在日本建筑中罕见，它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木造建筑（见图9）。（图8，大佛殿平面图，日本奈良东大寺）（图9，大佛殿，奈良东大寺，公元8世纪，重建于年左右）日本建筑师在公元8世纪时开始尝试突破，并且忽略中国的范例，而发展出自己的风格，奈良药师寺的东塔就是一个例子（见图10），它与法隆寺的宝塔不同，药师寺原有东西双塔，现存的东塔底部较宽，不同尺寸的屋顶交错安排，使得东塔展现出一种如书法般的特色。支撑屋檐与阳台的斗拱被特别注重，显然抽象的立体造型与真正的功能是一样重要。（图10，药师寺东塔，奈良，公元8世纪）日本佛像雕塑的早期发展历史，与从中国经由韩国传入日本的建筑、图像与技术发展过程类似。法隆寺著名的公元7世纪观音像（见图11），又称作百济观音，是为了纪念韩国百济王朝而命名。不过一般都认为这尊观音像是日本人制作的。可以确信的是，没有一件现存公元7世纪的观音像表现出相同的技术成就或精妙艺术。镂空的铜制头冠与火焰般的背光则展现极致精巧与细致手艺。而刻法流畅的衣带则赋予这件作品一种飘然之感，仿佛它正在缓缓升到天上去。（图11，《救世观音》，公元年，鎏金樟木，高1.97m，奈良附近法隆寺）另一件著名的雕塑作品是一尊富楼那像。富楼那被塑造成一个剃头的和尚，皱着眉头，满脸忧伤的慈悲之情（见图12）。日本此时与稍晚的雕塑一般都是木雕，不过木头比干漆支撑的塑像容易毁损，因此很少留存下来。虽然如此，在唐招提寺佛三尊像的周边角落，那些小型的天王像都是木雕。（图12，《富楼那》，约公元年，彩绘干漆，高1.49m，奈良兴福寺）宗教与政治间的联盟，亦即佛教与以儒家教义为根基建立的政府组织之间的结合。在镰仓时代，艺术发展出比以往更强烈浓厚的日本特色。一种反映出日本宫廷民族主义与享乐主义色彩的艺术也受到启发，突然蓬勃发展。其中最精致华丽的例子就是平等院凤凰堂（见图13）。它位于京都附近的宇治，建筑上保留了一种梦幻般的静谧气氛。（图13，凤凰堂，平等院，京都附近宇治，年）雕塑也和建筑一样反映出镰仓时代精巧的色彩，最著名的例子是一尊小型、色彩鲜亮的幸福女神吉祥天雕像——她原是印度的吉祥天女神，后转化为称为大乘佛教的神祗（见图14）。在这个健美活泼的吉祥天身上，我们看不到任何理想完美或难以亲近的气质。如果不是她下方的莲花座，我们可能很容易会误认为她是一个地位崇高的宫中贵妇。（图14，《吉祥天》，公元12世纪，彩绘木刻，高88.6cm，京都净琉璃寺）藤原时代艺术与宗教的其他特征也展现出许多扇子上。这些扇子上印着木刻版画，上面有佛教经文的片段，以及手工上色的风俗画略图，还贴上小小方块状的金箔加以装饰（见图15）。这种将宗教经文与诙谐描绘的日常生活场景结合在一起，并放在一个十分复杂的优雅构图上，是日本艺术特有的。（图15，以印刷经文和风俗画装饰的扇子，公元12世纪，纸、木刻和彩绘，高23.5cm，大阪四天王寺）没有什么比得上字体更能清楚说明日本与中国文化的区别。中国的书法一直维持着规矩方正，几乎可说是严格的加以统一，而且受到他们对过去书法大师的极度尊崇所影响，虽然每个字写出来时笔画可能多少都会有些差异，它的特点是有力、明晰与平衡。而日本字体平假名显然是无拘无束自由的流动于纸面上，似乎是带着一种轻松、自然的优雅。染色的纸，有时还加上银色或金色的装饰图案，都是经过仔细挑选过，如此才能使背景与书法及文字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一件独特的艺术作品，不但悦目，而且也深深打动心灵。一件公元12世纪初、上面题有纪贯之两首诗的册页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见图16）。（图16，藤原定信的书法，公元12世纪初，墨、银和金，混合印染纸张，20.3cm*16.1cm，现存于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在藤原时代末期的内战中，许多艺术作品和建筑都遭到摧毁，但在京都贵族宫廷生活气氛下所发展出的美学概念却留存下来。活力旺盛、刚健质朴是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雕刻师运庆可说是将这项时代精神表现的最淋漓尽致的一代巨人。他最为著称的作品是一对巨大的金刚力士木刻像（见图17）。位于奈良东大寺的大门入口处。这对作品展现出一股无与伦比的蓬勃活力，仿佛就如极具爆炸性的火山爆发力。（图17，运庆，《金刚力士》，年，木雕，高8m，奈良东大寺）运庆的天赋才能并不只局限在表现刚毅的人物形象，他是最具深刻人道关怀的一位艺术家，而他最为细腻与敏锐的洞察力是展现于他的真实或虚构人物的肖像画中，神圣之感展现于他沉着宁静的画容上（见图18）。这件作品可以说是一种对信仰所持信念的宣告，也就是相信每个人都具有灵魂的力量，能够超越肉体的限制。（图18，运庆，《无著》，年，木雕，高1.92m，奈良兴福寺）然而运庆的雕刻作品恐怕是日本宗教艺术最后一件伟大的作品，因为虽然佛教一直是日本主要的宗教，但在13世纪之后，除了舍弃传统宗教图案的禅宗之外，佛教启发艺术家创作的力量已然衰颓，接下来的日本艺术发展将以世俗艺术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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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参见《世界艺术史》第七版修订本修?昂纳约翰?弗莱明著，吴介帧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