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旧时的茶馆，我们可能会联想到老舍先生那部著名的话剧。在幕启的开场白中，老舍说：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这些“封资修”的东西，49年之后逐步被取消，大跃进之后便彻底消失了，三中全会之后又逐渐恢复。）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这里主要是指北京的四个城区，即老北京人常说的四九城）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饭菜。玩鸟的人们，每天在遛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大茶馆特殊的食品，价钱便宜，作起来快当），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总之，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在这里，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如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受到雷击。奇怪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像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这里还可以听到某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这里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一个出土的玉扇坠儿，或三彩的鼻烟壶。这真是个重要的地方，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但我总觉得，文学作品虽然可以再现当年茶馆的大致风貌，只是某些兼顾宣传与教育功能的东西，其立场若过于鲜明，在对现实生活取舍之时，则通常善于抹去一些真实的场景，抑或加进一些所谓“时代的声音”。话剧《茶馆》也不例外。“茶馆”在古今文学作品中“悄然”出现的岁月，当然远早于老舍的时代。至于中国哪部作品最先出现，书名或剧目叫什么，笔者没有做过考据。本人印象最深的，是《水浒传》。比如那个喜欢拉皮条的王婆，这个臭娘们曾在武大郎家隔壁开了一家小茶馆——那时叫茶坊。喝茶的习俗起源于中国，或者说茶是中国人发明的，这点恐怕韩国人都不会有意见。最早其实用“吃茶”更恰当一些——因为当时人们都是连茶叶子一起吃下去的。好像日本人还保留了这个习惯，我们称为抹茶的，大概是其中的一种罢。到如今，“吃茶”竟似乎有“出口转进口”的势头了，有新的研究认为，吃茶比喝茶对身体更有益。无怪乎当年卢仝七碗茶下肚，“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了。教科书认为，茶的历史可追溯到神农时期。所谓“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几乎每部关于茶文化的书籍都会把这句话扯上来。我个人认为，姑且将其当神话听听也无妨，只是我们在关键时刻务必牢牢记住一点：任何品种的茶都没有解七十二毒之功效，不要在别人误食了野生有毒果子或菌类时就给人家拼命灌茶，那会误了大事。不过，如果烦恼也算是一种毒，茶或者可以帮我们消解一些。茶的普及与兴盛，最早不会超过唐朝。到了宋朝，民众喝（吃）茶之风才真正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提法，虽然在元杂剧中出现的次数较多，但我们相信这句俗话应该是描绘宋朝人的日常。开门七件事中，前四项———“柴米油盐”属于生活的必需品，不可或缺；后三项——“酱醋茶”，没有它们，日子也得过，有了这“老三样”，生活多少就增添了一些滋味。茶后来逐渐又有了社交的功能。可同样具备社交功能的酒为何没有成为“开门七件事”之一呢？想必是酒类刺激性太强烈，不小心喝高了还会坏事，鲁智深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将开茶馆的老板或店小二称为“茶博士”，据说也始于宋代，盖因宋朝开始了中国历史的市民化时代，行行都可以出状元，博士算个球。把“博士”这样一种官味十足的名号安在一群市俗行业者名下，也只有宋朝人想的出来。诸如此类还有把医师称作“大夫”或“郎中”，把有钱人称为“员外”，把自家的老公称为“官人”等等，可见官本位思想也可以算是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当然，“博士”也非茶馆从业者独自受用，南昌人过去就称木匠师傅为“博士”。《水浒传》中，九纹龙史进逃到渭州城去找他的师傅王进，人生地不熟，只好到一家茶坊向茶博士打听经略府的所在；何涛何观察打算捉拿劫取生辰纲的强盗，第一站便是郓城县的茶坊，他装得很随意的样子，向茶博士打听衙门里的情况….，类似的描述，《水浒传》中还有不少。可见，至少在宋朝，茶馆（坊）就是三教九流经常聚会之地。关于旧时茶馆的零星描述，可供参考的资料并不难找，但学术性的专著却不多。四川有一位名叫王笛的学者，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学术著作《Theteahouse》（《茶馆》），后来作者又把此书译成汉语，并于年由社会文献出版社出版。王笛先生从小在成都长大，后来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拿了一个真正的“博士”，现为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茶馆》一书的副标题是：《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SmallBusinessEverydayCultureandPublicPoliticsinChengdu-）。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书中描述的旧时成都茶馆中的很多现象，与其它南方的茶馆颇为相似。笔者从南昌一个名叫万人俊的老先生以及其他一些南昌前辈们的零星文章中得知，中国旧时茶馆的共性要多于个性，也就是说，除了各地人的饮食习惯略有不同之外，彼地茶馆有的，此地茶馆多半都不缺。缺的是，很多地方比如南昌——没有像王笛这样的学者用心用功地把它们整理发掘出来。王笛在《茶馆》一书介绍说，上世纪四十年代，成都每条街道平均都有2家茶馆，当年的成都茶叶公会有过统计，全市共有大小茶馆家，有人认为可能超过了家。单从数量上看，一般城市的确难望其项背。王笛先生发现，成都茶馆多，并非只是因为成都人比其它城市的人更爱喝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成都的水井水质差，不适合泡茶，茶馆的水都来自城外，成都市民想要喝到好水沏成的茶，一是直接去茶馆，二是从茶馆里买开水回家自己泡。而南昌自古以来不仅出好茶，更有好水。南昌是一座江畔之城，抚河赣江绕城而过，城内外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此外，相传旧时南昌城有大小水井上百座，其中最著名的三眼井、六眼井，水质甘甜，其味犹如山泉。如果拿王笛先生所描述的成都上世纪四十年代来比较，同一时期南昌的茶馆或许没有成都的数量多，但大小加起来估计也不少于百家。考虑到南昌三十年代曾被日军占领，中产以上的南昌人基本上都逃往别处，期间还经历了几次战火（而成都一直属于大后方），故四十年代后期，南昌能有如此规模的茶馆也实属不易。前面提到的万人俊先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在南昌的报界当记者，据他在《昔日南昌茶馆杂忆》一文中介绍，当年南昌茶馆的数量之多，几乎超出了现代南昌人的想像。因为旧时南昌的茶馆并不像今天的茶艺馆那样，仅仅是一个纯粹品茗的高雅场所。当然，彼时的南昌，类似今天上海大可堂这样的高档茶室也有几家，如太和堂茶室、大三元茶室等等，这类高档茶室，室内环境布置的格外高雅，座位既有时尚的火车座，也有隽永的小方桌加沙发，很适合三、五知己小聚，或者情人促膝，或者商务洽谈，诸如此类。其供应的茶叶多为各地之名品。据说在这里喝一次茶的费用，比普通人在普通的茶铺喝上一个月还要多。而普通的茶铺在旧时的南昌城里，用“随处可见”一词来形容并不为过。此类茶铺，通常在门口挂一个斗大的“茶”字木牌，黑底金字的招牌随风摆动，给人一种亲切之感。茶铺的席通常是八仙桌加四条长板凳，每桌最多可坐八人，但通常是三到四人。茶具也以盖碗茶杯居多，那种四川常见的长嘴铜壶在当年的南昌茶铺同样是司空见惯，店小二单手持茶壶隔桌往盖碗杯中加水且滴水不撒是他们的基本功，没人会想到几十年之后这种“功夫”还可以进化到“长嘴壶表演艺术”。据说现在有人都跑国外去献艺了。南昌茶铺通常是天刚蒙蒙亮就大门洞开，因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早茶。——除了供应茶水，上午这段时间的茶点有白糖糕、麻圆、油香、油条、油饼、牛舌头（一种油炸面点）、麻花、兰花片、米糕、包子、花卷等等，五花八门令人眼花嘴馋，比今天南昌路边早点铺的食品还要丰富一些。到了晚上，茶铺还会供应一些便利的炒菜，所以它们又类似于今天城市街头的中式快餐店，由于价钱不高且味道正宗，颇受小商小贩特别是进城乡下人的喜欢。南昌周边的乡下人进城，回去向村里人夸口说自己“上了馆子”，其实不过是去了这类茶铺吃了一盘炒粉。茶铺里，卖香烟、瓜子之类的属于特许加盟，一般都得定期给茶铺的经营者若干费用，因为他们在茶铺里面做生意比沿街叫买要好得多，所以有时还得托关系才能进来。当年南昌较有名气且规模较大的茶铺如青莲阁、聚兴楼、鲍一层楼（这三家均在中山路）、四季春、集仙楼、福胜楼（此三家在胜利路）、黄一层楼（子固路）、端云楼（章江门路）、集贤楼（内箩巷）、福星楼（十字街）、福寿楼（高桥）、青云楼（羊子巷）等等都属于上述性质。虽然旧南昌究竟有多少茶铺没有人完整地统计过，但诸如上述那种有吃有喝的茶铺，规模稍小一点的其实更多，这样一估计，平均每条街远不止2家，按人口比例来衡量，应不低于成都。此外，南昌三、四十年代还有另一种类型的茶铺，类似于老北京的（说）书茶馆。在这一类型的茶馆里，每天都有民间艺人登台献艺，比较常见的有说书、唱道情、京剧清唱等等。此类茶铺的茶客以本地人为主，晚上七点到九点是营业高峰，来晚了往往没有座位。比较出名的有瓦子角的大昌茶社、民德路的德清园、章江门的四季春等等。到了夏天，公园里，抚河边，湖畔旁，大树下，旧南昌还有一道温馨的风景线，那就是露天茶社。每当夕阳西下，那些开阔的地带便摆满了小桌小椅，高档一点是藤椅加木桌，一般是竹椅加竹桌，但茶具无一例外都选用精美洁净的白瓷，茶的品种也较为高档，虽是露天，茶资却往往高于普通的茶铺。如果天公作美，好友相逢，一般都喜欢选择这种场所。星空之下，清风徐来，品茗观月，往往让人生出一种“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之感，若范仲淹在此，估计也会“其喜洋洋者矣”。不过，无论是北京、成都、南昌或国内任何一座城市，只要有茶馆（铺）的地方，无论是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还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不让人们说话——严格地说是讨论政治话题——是一种通病。故而，每家茶馆的显著位置，都有“莫谈国事”警示标语，成都人较幽默，他们在“莫谈国事”后面添上一句“但吸香烟”，谁能想到，有百害无一益的香烟还能异化出另一功效：堵住人们的嘴巴。旧时南昌的茶铺当然不会有例外，除了张贴相似的标语，店小二还会时不时地告诫茶客：病话可以乱雀，国陀不要乱哇！（南昌人把闲聊说笑之类统称“雀病话”，而正式的交谈又称其为“谈陀”或“哇事”。）任何一个政权，只有到了没落阶段才害怕人们说话。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翻身当家作了主人，言论自由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伟人曾反复强调：“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同时他还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极力主张“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今天全国各地的茶馆就再也见不到“莫谈国事”这种荒唐的标语了。你在茶馆里——那怕像中原地产施永青先生那样提出“一对夫妻不生完两个孩子就不准使用避孕套”这般可笑的观点也不打紧，因为谁都知道他们地产商的目的不过是想多卖一些房子罢了，我们不理这样的鸟人就是了。因为施永青先生的建议，颇似《茶馆》开场白讽刺的那样：奇怪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像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其实，要想多生娃，不如多喝茶。茶既能让人静心，也能让人生猛，关键看你懂不懂茶的个中三昧。即便是今天，我们仍有一些少数民族的，男女婚配之前要先彼此授受“茶礼”，据说这是古风遗存，从前汉人或许有此习俗。不是因为茶中也有颜如玉（茶确实可以养颜），而是茶本身就代表着健康长寿，所谓茶寿，是指活了一百零八岁的人。一个人若活到这把年纪，多子多孙自然不在话下。旧时的茶馆如同一所社会大学，不仅能体会到底层百姓的百味人生，亦能学到书本上没有的一些知识。过去所谓的杂学家，多半都是旧时茶馆培养出来的，尽管没什么卵用，但偶尔也能让我们在躺平时，少一些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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