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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是川陕甘毗邻地区的山区开发史上发展速度较快的时期，与前代不同，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统治阶层，对于山区的拓殖与开发都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在此期间，由于流民和客民的深度参与，该区域的开发获得了新的驱动力，山地得以大规模的垦殖，粮食产量随之增长，山区特有的经济作物如药材以及特色林木等资源也得到了相应的开发。因此，山区与传统市场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山区的商业与贸易也得以快速发展和繁荣，川陕甘毗邻山区开始逐渐摆脱荒蛮与闭塞，迎来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开放。对清代川陕甘毗邻山区基本开发状况的梳理，所得出的结论不仅仅是清代该区域山区开发的相关特征和结果，山区开发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则更加应该引起重视。国家在实施“十三五”规划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过程中，要把具体规定落到实处，确保山区的资源开发走上一条生态、环保、经济、高效的道路。
一
清朝川陕甘毗邻地区各府、州、县具体归属的政区不尽相同，本文以嘉庆二十五年的政区，即以谭其骧先生所著八卷本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政区为基础，界定研究地域范围。该区域在清朝嘉庆二十五年政区图中辖5府2州1厅，分别是：龙安府、保宁府、巩昌府、凤翔府、汉中府、秦州、阶州以及松潘厅[1]。
这片区域内，山区地域辽阔，地形地势复杂，生态环境多样，分布着龙门山、秦岭、米仓山、大巴山、白龙江、嘉陵江、汉江、渭水等大大小小的山脉与河流，所以，川陕甘毗邻地区是一个极具动态且复杂的地理系统。因此，在传统农业不断拓植的情况下，以山区开发为基础的经济作物开发，凸显出该区域在农业生产和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价值。诚如乾隆十年，时任陕西巡抚的陈宏谋在其“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一文中提到：“我皇上于劝农教稼之外，更敕令地方有司时劝树植，广收地利以益民生。陕省山木丛杂之地，……，崇山峻岭，树木繁茂，其中如药材、竹笋、木耳、蘑菇、香蕈、核桃、栗子、棕树、构穰、桐漆、葛根之类亦自不少，但可食用，即可卖钱。小民生长山中，田地窄狭，衣食艰难，即此便是恒产。其无木之地，全在转相学习，以广生计”[2]。川北山区和陇南山区的物产与以上陈氏提到的物产大致相同，雍正《略阳县志》和道光《续修宁羌州志》记载：山区物产品类繁多，油类作物有“芝麻、桐子、菜子、稔子、漆子、麻子、核桃、杏仁十数种”，经济木材则有“桐，老则开裂如箕子缀其上大如黄豆，皮皱，淡黄色可生噉，亦可炒食，又一种可榨油”，另有“干漆出汉中山谷”等[3-4]。此外，山区还拥有种类繁多且藏量丰富的药材资源。正是因为川陕甘毗邻山区有着如此丰富的物产和珍贵的资源，该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才有别于其他地区，山区开发才会成为该区域社会经济生产的主导。
在土著居民不断垦殖拓荒，开发山区经济作物的同时，大量流民也迁徙而至。根据嘉庆《徽县志》记载：“（徽县）幅员周七八百里，四远穷山密箐，人迹罕到，土著民人视为不毛，惟採樵者入之。数十年来，四川湖广人络绎而至，垦荒落业，山中已无闲田，编其户曰客民”[5]。可见，在清代，四处迁徙的流民对于川陕甘毗邻山区的开发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在这一时期，中央政府以及各府、州、县也开始不断地推出鼓励山民拓荒垦殖，活跃山区商业行为的政令举措，旨在保护山区民众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例如乾隆六年便“復准陕省荒地全无出产者，招民开垦，其有见在割漆、砍竹，採取构皮、木耳等项者，听民自便，地方官不得目为荒地，强令垦种。亦不得以见获微利勒报升科”[6]。而各级地方行政长官也大体能够认真地执行这些政令举措，如雍正时，“岷民生计维艰，依西南山林木以资生者十之三四，时有奸商贿番卖占”[7]，时任洮岷陇右道的旗人赫赫便严令外来客商不得私相买卖木料，以法令的形式来维持岷州卫民众的日常生计。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川陕甘毗邻地区的山区开发也迅速展开，除了川陕甘毗邻山区自身的资源优势，山区得以深入开发的原因，还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川陕甘毗邻山区人口日益增多，大量流民的渗入和移居，使得原本闭塞的山区开始与外界有了更多的联系。所谓“山地阔广，垦辟良便，往者总督鄂公招募客民开种，自是客民多于土著”；其二，山区商业贸易日渐活跃，与外界的经济联系逐渐加深。光绪《凤县志》云：“山外客民携资本入山小贸，易获利息”[8]。这种形式的山区贸易和物资流动，在川陕甘毗邻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日益重要，到清朝中后期，已经成为山民与外界市场贸易、沟通和交流不可或缺的途径，山区经济也因此获得长足发展。
二
清代川陕甘毗邻地区的山区开发有以下特征和表现：
（一）以流民、客民为主的外来人口对山区开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明朝中后期开始，由于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以及沉重的赋税，使得破产流亡的民众日益增多，到了明清之际，起于川陕地区的农民军反叛以及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更是加速了传统农耕者因失其田而逃亡的进程。张献忠之乱过后的广元县“惨遭劫变之后，人民故绝，满道蓬蒿，……，田地无人承种”；“昭化自遭献贼屠戮，军民士庶不存一二，庐舍田园鞠为茂草”[9]75-76。流民的大量产生，战乱对于社会生产的破坏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原本闭塞的山区虽然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损耗，但山区也为广大流民提供了一个基本能够自给自足的栖身之所：“保宁为蜀北咽喉，苍溪当利、阆水路之冲，贼兵蹂躏，民不聊生，俱逃避深山穷谷中”[9]13。从明末到清朝三藩之乱的平定，川陕甘毗邻山区经历了长达50年的战乱和动荡，各州县的人口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避迹山寨”，且“余皆无人迹”，甚至出现客民多于土著的状况：“康熙间，川陕总督鄂海招募客民于各边邑开荒种山”“自是，客民多于土著”[8]。所以，在这一时期，山区人口实际上经历了一次“减员”与“复员”的过程。
而山区较大规模的开发则出现在十八世纪。战乱的结束使得清朝社会经济的发展步入正轨，康、雍、乾盛世背景下的人口增长以及川陕甘毗邻地区对流民的自然吸引力造成了山区人口的激增。由于山区“多良材，产铁矿，竹可纸，木生耳蕈，食宜包谷、荞、豆、燕麦。不当徭纳粮，但给地主数贯，即可赁种数沟数岭”，且“山内州县，地瘠赋轻，……，地方辽阔，令尉固耳目难周，……，省各有界，犬牙相错，不能越境而谋。勤能之吏，亦只自固其圉”[10]，这种即能依靠山区资源糊口，又能摆脱赋役和官吏约束的条件对于逃亡的流民来说，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所以，随着山区人口的增长，对该区域的垦荒与开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流民、客民在山区的基本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进行正常的垦荒种植。例如，“青木川，州西三百二十里，复山重岭，小溪湾环。西北与甘省阶州西南与川省龙安均相毗连，无业流民多在其间开耳厂扒菌垦种老林，地阻人杂，最宜防范”[4]。又如，“流民之入山者九十月间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宿祠庙或空窑密林，取石支锅，拾柴做饭，遇有乡贯，寄住寫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或木板，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渐次筑屋，否则仍徙他处”[8]。
2.参与山区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五间桥在东九十里五叠石成梁山径最险，道光甲辰夏，客民赵永珍、韩治家、韩震午协力兴工新神祠，创过亭三间，起桥梁一座，修上下道三百余丈，行旅称便矣”[11]。又如“……，客民周协廷、储启周等按各铺贫富捐金万余，修筑城堡七里有奇，保守街市，护卫居民”[12]。“兰草渡在周东南一百二十里，乾隆中客民曹锡五置田给费”[13]。
除了这些基本的日常活动，山民也要经常与商贾进行贸易以贴补家用。所谓“山民饘粥之外，盐布零星杂用不能不借资商贾，负粮贸易，道路远阻。故家多畜猪，或生驱出山，或醃肉作脯转卖以资日用”，而且“开山种土良民尽多，村落绝少，不过就所种之地架棚筑屋，零星散处，所称地邻往往岭谷隔绝，匪徒剽窃，守望难资”。山区民众杂处聚居，没有亲族联属，也不兴礼仪教化，所以易生盗贼。“山民贸易，定期赶场，场集中间有赌局，匪民引诱渔利，输家无钱以偿，或流为盗”[8]，如果能严明守令，禁赌博，山民便不会铤而走险沦为盗贼。不过山区并非政令畅达之地，禁赌捕盗也便成了异常困难之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流民、客民成为这一时期山区开发的主流，是川陕甘毗邻地区山区开发的一个显著特点。各类流移在山区资源开发以及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在具体研究该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时，要对流移入山这一现象给予应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