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深化评价体系改革工作决策部署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加快制定意见，做出具体安排，加快组织实施。以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为进军令，以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等为总部署，评价机制改革纳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总盘子，人才评价制度各项工作统筹推进。改革现行评价机制，核心是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突出问题和重点治理工作是，针对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的SCI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分类制定评价机制，采取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标准，坚决清理和纠正包括以“唯SCI”及以“唯论文”为突出表现的“四唯”倾向，正确发挥评价指挥棒学术导向作用，避免学术评价功能失衡、异化，把科研人员从不合理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本文立足中央关于深入开展的评价机制改革的全局，针对当前评价机制改革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全面客观地论述了SCI引入我国的历史作用，系统分析了“唯SCI”的现实危害，提出对评价机制改革精神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年3月15日，《求是》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文章回顾了总书记自年5月30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以来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强调，要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把人的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经费管理、人才评价等体制中解放出来[1]。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党和国家各有关部门，地方有关部门，各级教育、科技、工程技术和医药卫生机构和领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核心，以构建科学、规范、高效、诚信的科技评价体系为目标，以改革科研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为关键，统筹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等不同学科门类，推进分类评价制度建设，发挥好评价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坚定营造潜心研究、追求卓越、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

构建科学、规范、高效、诚信的科技评价体系，须先厘清现行评价机制存在的问题。本文是笔者《关于评价机制改革的背景及其政策简析》的一部分（全文另发），将客观评述SCI引入我国发挥的重要作用，分析SCI怎样被异化为“唯SCI”评价标准，重点从学术论文、科研经费、科学数据外流，数据库议价权、学术主动权、学术话语权受制于人，出版生态、学术生态、社会生态失衡，科技安全、信息安全、战略安全隐患4个方面分析“唯SCI”造成的严重危害，并对评价机制改革提出点滴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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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SCI引入我国发挥的重要作用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SCI）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数据库之一，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作为信息检索和分析工具，基于文献计量原理和分区理论，SCI有利于帮助广大科技工作者及时获取所需文献信息、追踪研究历史、了解学科发展；有利于帮助广大科技工作者跟踪学术前沿、接轨国际合作、参考科研立项、提高研究效率，以助于在国际学术舞台提高本国科研显示度、争取话语权等。基于SCI的分区表对于科研评价有重要参考价值，SCI被高校科研机构广泛采纳。长期以来，在信息传播方面，SCI无论对于科技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早在年代，我国出版的《ChineseMedicalJournal》和《ScientiaSinica》，先后被SCI收录[2]，中国包括医学研究在内的前沿科学研究成果通过SCI及时在国际传播，对传达中国科学声音、塑造国家科学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年代，伴随改革开放和科学春天的到来，中国科研领域与经济领域一道打开国门，积极营造面向世界的学术环境，着力促进国际接轨。科技事业的复兴，迫切需要与国际同行开展交流，扩大学术“朋友圈”，以便追赶国际前沿科技，增强国际舞台显示度。一些高校和一批批被公派作为访问学者的学科骨干积极作为，认识到中国科学家不能缺席世界学术舞台，中国学术研究要获得话语权，首先必须敢于与世界同行同场竞技，有效、通达和便捷的途径之一，就是在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年代末以后，伴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启动，科技领域打破平均主义、改革职称制度、实施科技奖励制度等的恢复，以及竞争性科技项目的设立，需要构建科技评价方法。文献计量统计系统，不仅使用于科技领域，而且也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使用。于是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等应运而生。历史的看，SCI作为世界性媒介，对介绍我国科技进步成就，增强我国科研成果在国际舞台的显示度，提高国际影响力，发挥了重要的窗口作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持续扩大科研投入，当时的高校科研领域亟待创新科研评价、立项、经费划拨等方面的工作机制，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公平性和激励性，以改变主导科研评价的陈旧体制。在这种特殊形势下，SCI作为一种客观直接、相对公平的量化指标被引进中国，成为衡量科研人员水平的评价方法，这是对建立科学、公平、公正的高校科研评价体系的有益尝试。SCI的引进，对于接轨国际前沿科技，引导国内学者在全球高水平期刊用英文发表论文，推动构建现代科技创新机制和话语体系，提高我国科学研究成果国际显示度，推动我国科技出版借鉴国际经验，提升中国科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SCI论文引用的客观性、公开性和透明性，有利于打破学术界门阀偏见和论资排辈，促进了高校科研机构“指标面前人人平等”局面的形成。这在当时犹如清风拂面，一扫压抑之气，广大科研人员心情舒畅，比学赶帮搞研究、你追我赶学英语、争先恐后写论文蔚然成风。

近30年来，中国发表SCI论文总量大幅度增加，特别是高被引论文急速增长，为全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向全球分享着中国经验，在国际舞台上，不仅展示着“舌尖上的中国”，还展示着“学术上的中国”，展示着朝着现代化国家不断进取和奋进的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SCI发挥着窗口、桥梁和纽带作用。我们不能否定其历史的和积极的作用。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如果没有这一段历史，中国科技界也许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如此紧密地与国际科技界联系在一起，科技的各个领域进步也许没有这么快，一些领域也难以引领世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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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被异化为评价标准

随着历史的变化，SCI进入中国后，其功能被渐渐改变，作用也被盲目扩大。年代末，某大学开始重奖SCI论文[4]，此后数十年，各高校科研院所等竞相效仿，对SCI论文相关指标盲目追求，逐步演变成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科研人才学术水平评价、学科专业评估、资源配置、学校排名诸方面的重要指标。江晓原等指出：“这种迷信和崇拜可以达到什么程度？看一个例子就可见一斑：据年《自然》杂志上题为《现金行赏，发表奖励》的文章中说，这年中国科学院对一篇《自然》杂志上的文章给出的奖金是25万元人民币，而中国农业大学的奖金高达30万元人民币以上，这样的‘赏格’让《自然》杂志自己都感到有点受宠若惊。”[4]由此，久而久之，人们对SCI的本质与使用方法提出了种种看法。

1）SCI的本质及学术出版的功能是什么?推出索引产品的机构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年其又被汤森路透（ThomsonReuters）收购。该研究所推出的主要平面索引产品有SCI、SSCI、AH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ISSHP（社会科学和人文会议录索引）。基于这家机构的商业机构性质，人们开始质疑其是否具备科技评价的权威性。随着对SCI的深入了解，人们又进而研究SCI的本质，对其在学术出版方面的功能有进一步清醒的认识。

2）索引产品能够评价学术质量吗？实际上，SCI最初并未为评价所生，而是被滥用。据有关研究，“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CitationReport，JCR)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格罗斯夫妇年发表在《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他们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图书馆预算有限的情形下，应该参照什么标准为学生购买供查阅的化学期刊？最简便的办法，当然是找一个权威专家为图书馆开列一个目录清单，但这会受到专家个人局限的左右。格罗斯夫妇的解决方案，是选取知名刊物《美国化学学会杂志》，对它年发表的篇文章的条参考文献进行统计，按引用次数对所有被引刊物进行排序，刊物重要性与排序结果直接对应，图书馆可参照此清单进行购买。这种筛选方式操作简便，且不存在太高专业‘门槛’，很快被其他信息科学家借鉴推广到别的学科领域。”[5]尤金·加菲尔德年在《Science》第一次提出的“引文索引”设想，其本意也是提供一种文献计量学的工具，用以帮助科学家查找感兴趣的文献，并非用于评价。

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科尔和他的哥哥斯蒂芬·科尔（简称“科尔兄弟”）的专著《SocialStratificationinScience》（《科学的社会分层》）。科尔兄弟研究的内容是：到底是什么决定着科学家的知名度？衡量科学家学术贡献时，论文数量和质量哪个更重要？据有关学者研究[6]，科尔兄弟收集了名在—年间被授予2个及以上博士学位的86个美国大学物理系的物理学家，整理出他们的学术生平和发表文章数，再从SCI中收集到他们的论文引文数。随后，科尔兄弟从中随机挑选出名物理学家，向这名物理学家发放调查问卷，向他们了解是否熟悉这名物理学家的工作或听说过他们的名字。科尔兄弟试图用这些物理学家所在系的知名度、科学创造力的水平、研究的质量、是否获得过特殊荣誉、年龄和其他有可能导致科学家获得承认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这名物理学家得到承认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仅仅用“论文数”来衡量科学产出会产生误导，因为这么做会忽视了论文“质量”这个关键变量，他们第一次提出用科学家论文的“引文数”来衡量其研究的质量和影响。在研究相关指标时，科尔兄弟了解到，加菲尔德已编制完了和年2年的SCI，于是他们把SCI作为工具，用于统计研究者的“引文数”，创设了引文分析方法。然而，引文分析产生了始料未及的结果，其应用范围不断被扩大和延伸，不但被广泛用于评价科学研究的影响和质量，而且用于确立科学家的学术影响、学术地位和学术声誉。

3）SCI引入发展中国家后被绝对化。一些文献计量学者用引文分析预测诺贝尔科学奖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夸大了引文对科研评价的作用。引文数量究竟衡量着学术研究的影响还是学术成果的质量，学界莫衷一是。但是，不少文献计量学者通过对比研究，确实得出引文数量与诺奖获奖概率存在正相关性的结论。加菲尔德等人就对比研究过知名科学家与非知名科学家的论文平均引文数，其结果是年和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在获奖之前的论文引文数大大超过未获奖的科学家的论文引文数。

笔者认为：“有影响”的学术研究，一般会有“高引用”；“高引用”却不一定证明学术研究“高质量”，这是客观全面认识引用率，进而认识SCI、认识影响因子（IF）在评价中的作用的逻辑起点。后来的发展，引用率、SCI、IF等等计量结果，渐渐偏离这个逻辑，被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绝对化，导致SCI被滥用,特别是在正在步入国际化的发展中国家中滥用。在发展中国家，SCI不仅片面化，而且被绝对化。其实，无论是加菲尔德编撰SCI，还是科尔兄弟运用SCI来衡量科学家工作的质量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