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新记者
田野调查的过程也是进入一个陌生文化场域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文化震撼，也有文化适应；有欣喜也有失落；有发现也有无奈，一句话，这是一个五味杂陈的文化之旅。质化研究很荣幸获得《新记者》授权，转载一篇对郭建斌老师的访谈，听郭老师讲讲田野调查背后的五味杂陈。郭建斌老师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率先用民族志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传播问题，并用严格的田野调查的方式来写作博士论文的学者。新记者：想和您聊一聊关于你田野调查背后的故事，比如这么多年的田野调查背后的想法和感受，以及给想要做田野调查的初学者的一些建议。
郭：那我们还是从能够给初学者一些什么样的建议这个方面来谈。因为这两天都是结合案例来讲，但任何案例都由它的特殊性，案例的好处在于它形象、直观、不好之处在于有些问题它是受限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换一个话题，如果哪些同学对民族志的方法感兴趣，我可以说一说怎么来做。
第一个就是选点的问题；初学者经常会问到，人类学家特别是西方的人类学家他们都跑得那么远，但我们不可能跑得那么远，那我们应该怎么选择这个点？这是困扰很多初学者的一个大问题，在我看来，任何地点，只要是有人的地方都是可以作为你的研究地点的。当然这也要看情况，有些有人的地方你介入不进去，那就没办法做。美国人类学家有人到高能物理学家的实验室里面做观察，人类学里有一种叫“向上研究”，我们以往的人类学大部分都是“向下”，我们去找边缘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异文化，和你相比那些人是出于弱势地位的，这个叫“向下研究”。但是现在人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人在做“向上研究”，就是搞文科的、人类学研究的去研究搞自然科学的，进入到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的实验室里面，去做观察。人类学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所以你说哪里不是田野呢？从理论上来说，在我看来，田野地点的选择上，只要你有条件进入现场，它都是可以作为你的田野地点的。我们讲田野老是想到乡村里，那我认为不是，这个翻译概念是field，田野工作是fieldwork，field就是一个场地、场所、一个实地生活的情境。所以在翻译和中文表达时让初学者也造成一些误解，认为田野就一定要到农村去。在我看来，处处都是田野。
新记者：那当时您为什么选择独龙江呢？
那当时我为什么选择独龙江，简单地说，就是好奇，我就是对那个地方充满了好奇，就偏要去看看。从传统的人类学来讲，通常要完成一个合格的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时间最起码是一年。人类学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时间限定，是因为传统人类学研究的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一年就是一个完整的轮回，如果对农业社会这样一个轮回没有完整的观察的话，那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人类学有这样的规定，但是我们没办法做到一年，做个半年还是可以的。去独龙江这个事情还是有点冒险，但是好在当时没什么负担，所以想着还是去冒冒险吧。在我去独龙江之前，国内从事人文社科的学者没有一个在封山期间在里面做研究的，关于封山期间的很多仪式，都是事后访谈。我参与他们的传统的仪式卡雀哇，以前所有的记录全是对当地人的事后访问，没有人看过，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去冒这个险，所以就去了。
在地点的选择上，首先我认可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你的田野点，但就我个人来说当时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的老家，一个是独龙江。出于满足猎奇心的冲动，最后我选择去了独龙江。这就是我跟初学者做田野调查第一个要讲的问题，选点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角色转换的问题。虽然这是个陈词滥调，但是特别是在带学生做田野的时候，我发现这种角色转换并不容易把握。人家给你倒水酒没有给你倒茶，你即便不能喝，但你的意思要到，你未必要一饮而尽，但是意思要到，可以尝一点，千万不能嫌弃。要尽可能地去适应当地的环境，千万不要用自己熟悉的文化标准去衡量你新到的一个社区和你所看到的一切，如果你老是去这样衡量的话，你会越来越排斥。我一直警告我的学生，在那样的场景下不要玩手机。
这个问题道理上说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做起来的时候是非常麻烦的。之前我也说了，除了吃老鼠肉这个门槛我始终没跨过，其他所有的门槛我都努力跨过了。，比如我们每天吃饭的碗其实都是不干净的，筷子也是不干净的，我就不管了，不吃你就要饿着。当地人的做法，客人来了他们没有倒茶的习惯，他们给你倒的是水酒，茶是他们吃饭的时候伴餐的饮品，就像藏族喝酥油茶。，他们每天早上起来也打茶，打了茶之后烧两个土豆，这就是他们的早饭了。他们的茶是用漆油（漆树的树籽榨出的油）做的。很多人对漆树是过敏的，我小时候在农村生活，从漆树下面走过，不碰都会过敏，但是在独龙江他们喝茶都用漆油，他们早上和中午这两餐必定是要喝茶的，这个茶必定是漆油打的；他们煮鸡肉时也用漆油煮，在他们的生活里面避免不了漆油。所以我刚去的时候，找过卫生院问有没有什么特效药，卫生院回答没有特效药，那怎么办？卫生院回答：“多喝！增加抵抗力”。结果半个月后就好了，现在再喝多少都没事了。如果你遇到问题就回避的话，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甚至有的时候难以在那个地方生存。这个时候你要转换一下思路想想：过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要生存下来，不要因为一个小问题去影响其他的工作。
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有一个初步的计划，前两个月不干别的什么，就学习当地的语言。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语言并无太大长进。但是你懂一点点当地的语言和你一点都不懂，有天壤之别。我后面再与一些当地人接触的时候，我深深地感觉到这点。如果在路上碰到陌生人，你用他本民族的语言和他打招呼，他一下子就不把你当外人了。这第二个问题是讲你如何进行角色的转换，尽量地站在当地人的立场和视角上去看问题，如果这个角色没办法转过去的话怎么做到马林诺夫斯基说的从本地人的内部视角去看问题。所以对初学者来说，我觉得角色转换是第二个要注意的问题。
第三个是写田野笔记的问题。这两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都没展开讲，但是我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这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的学生他们要去做田野的时候我也会反复强调，一定要写田野笔记。不管你一天多苦多累，只要没有天大的事情，尽量在睡觉之前一定要把田野笔记写完。田野笔记没有什么格式，简单地来说就是一天中你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可以语无伦次、不讲逻辑，想到什么，当天发生了什么，看到什么等等，全部记下来。我的田野笔记详细到什么地步?前面一个月的时间，我在房东家吃的饭，哪一顿吃的是什么菜，我全部都记下来。
新记者：那田野笔记到底该怎么写呢？
田野笔记，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一天当中经历了很多事情，很杂乱，你在做笔记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做一种梳理。还有另外一种极端，那就是那一天很平淡，为了写笔记，促使你从平淡的生活当中发现有意义的地方。所以，田野笔记非常非常有用，而且我建议学生，写田野笔记，尽量不要过夜。因为，你头一天经历了很多事，心潮澎湃的，晚上因为实在太困了，睡了。第二天醒来，脑袋里一片空白，觉得都没什么意思啊，就这样啊，没什么奇怪的啊，这样就没办法做田野了。
这三个问题在我看来，初学者如果把握好了，并不是说就可以做得很好，但是能够比较快地完成角色转变，尽早地进入一种田野工作的状态。如果这三个问题处理不好，很多时候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和当地人产生隔阂、沟通发生阻碍，很多时候问题都出在这三个方面。如果你没有很好的笔记资料，你如何做研究，也说明你没有进入一个很好的田野工作的状态，所谓田野工作最后最货真价实的东西，就是那些田野笔记。
新记者：您在做论文之前，是否考虑理论框架？
郭：我在做之前，没有去考虑什么理论框架，也没做文献综述。我做完田野调查，在梳理笔记的时候，复旦大学的陆晔老师跟我说：“不能只讲故事啊，你要开始做文献综述啦。”我大言不惭地跟陆老师说，没有相关文献。当时的中文文献中这方面的东西几乎是见不到的，见到的只是关于发展传播学这方面的东西，传媒对乡村的影响等等。
前面提到的，之所以搭建框架搭建时那么辛苦，就是因为理论上的匮乏。我最初的想法是：民族志不需要理论，没有理论也可以做民族志。但是回来写论文的时候发现，没有理论是不可能完成论文的，哪怕你是用民族志的方法。所以当时做苦不堪言。在看各种各样的理论过程中，始终感觉到我所看到的理论都很遥远，和我很具体的经验材料很难结合起来。在我写论文写的很痛苦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不要管理论，你有这么丰富的田野资料，你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做提炼。这个话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因为当时正处在一种理论恐慌中，急切地想要去找一种现成的理论。对于资料，我有充分的自信，让我讲什么我都可以讲。我没想到的是，在对资料不断的提炼中，也有形成理论的可能，以前从来没想到过。虽然难度有些大，但是这个路径是通的，在我得到他的这句话之后，根本就不管什么理论了，我就回到田野资料，反复地想、提炼。
在我翻看笔记的时候发现，笔记里反复地写到了权力。那个村子里很有意思，只有几户人家有电视，村里有一个小型水电站。小水电站不是一天24小时供电，村支书告诉我，整天发电设备磨损太大，每晚七点，或者七点不到一点，村支书专门派电工去把电站的闸打开发电，看到11点多电视剧放完之后断电。因为那时村里老百姓家的电视信号是村委会的“锅盖”接收并转发的，那套设备放在村委会，钥匙由村支书管着，有几天我们看不到电视，是因为村支书到比较边远的村小组做工作去了，他就把钥匙给带走了，全村人都看不到电视。有一天白天，我发现灯亮了，来电了，我就奇怪，大白天的怎么来电了。到村委会一看，原来是村支书为了看某个在昆明举行的活动的电视直播，让电工去发了电。我在笔记里也多次写到，很多电视节目的内容，对当地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这种节目是国家统一生产、制作的，这也是一种国家权力。并且，在一个具体的电视观看情境中，也有权力关系。我曾经记录过看电视的位置，什么人坐在什么地方，我都做过记录。之后梳理的时候发现，坐在好位置的人，都是和这个家庭比较亲近的人，有些和他们家关系比较远的，只能站在门口，或者趴在窗户上看电视。
这个时候，权力这个东西一下子就从田野笔记里蹦出来了，我就围绕着权力，开始找相关资源。最后提炼出来“权力的媒介网络”这么一个概念。它并不是一个很规范的概念，但它总归是具有某种理论意味的表达，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可以了。这个理论不是现成的，是在资料的不断提炼中得到的，也就是潘忠党老师说的：上蹿下跳。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的这么一个特定的表达。这东西不是一个规范的理论概念，我把它当做一个操作化概念，它是一个理论上的引导，引导着整篇论文的思路。
新记者：您的这种经历，是不可复制的，是吗？
郭：对，所以我一直和我的学生说，你可以听我讲故事，但是不要去模仿我。第一，不要模仿我去冒险。第二，不要学我这么花钱。我在独龙江做调查的那些年，我所有的支出，包括买相机的钱、胶卷钱，大概四万五千块，都是自费的。我告诫过许多人：田野非常费钱，你没有条件一定不要去做。它有太多太多的特殊性。
新记者：多年的田野调查，您是否有什么遗憾？
郭：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这么多的本土经验当中，我还没有提炼出更好的理论。没有在理论上有很大的突破，这一点上我很遗憾。就我自己的学科而言，我一直不满足，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理论表达。让人一说起某个理论，就想起某某某，目前，这一点是我最大的遗憾。，从理论研究的角度上来讲，这也是非常难的。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还处在一个学习的阶段，可能我这样的想法也有些不切实际，我们了解学习的东西可能还不够，一下子就想在理论上有创造，或许也太过“中国梦”了？
整理、撰稿丨梁夏符文涓
本文感谢《新记者》授权，图文均由《新记者》提供。
新记者（ID：njuxjz）编辑：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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