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许小年希望用公益力量改造传统农业。
经济学教授许小年来到大巴山脉深处的小山村，捕捉凋敝中的生机，寻觅再造的可能。
本刊记者
袁凌
东河村毛老鼠坡上，有一棵很高的松树。它的姿态有点奇怪，下半截像是被剔光了，留下顶上一簇枝叶。周围没有其他树木，俯临起伏如线的东河河谷。许小年在树下伫立，这位来自远方的经济学教授，听到了这棵孤独的树在向自己呼唤。
“让我们回应远山的呼唤。”此后不久，在北京召开的由余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发起的农计划理事会议上，许小年对着这棵松树的幻灯片如此说。
毛老鼠坡在陕西省平利县洛河镇东河起伏的山系深处，阳光下的空荡院子一片寂静，热闹的是山房上摆放的十几桶蜂箱的嘤嗡。许小年专心看着蜂农向群掰开桶底，扫除绵虫的幼崽，对密麻麻攒聚的蜂群惊讶不已，“没想到有这么厚，这么安分。”
蜂农和蜂群，是许小年国庆假期远道前来大巴山中的主要目的。这位长年站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讲坛和金融界前沿的经济学教授，想要回到产品的起点，看一看在经济学案例中只是一个数字的农民和他们的劳作究竟是如何，观察有机农业是否有前途。
三天的旅途中，他走了困难的路，捕捉乡村凋敝中的生机，寻觅再造故乡的可能。也在一个电子商务的时代，意外召回了青年时代插队的遥远乡愁。
犁尖下的乡村
从西安到安康的途中，穿秦岭而过的高速公路使过去十几个钟头的旅途变得便利，否则许小年不可能达成陕南之行；但从安康到平利的途中，“中国最美乡村”的标牌之旁，正在修建的高速路的扬尘和扰动，又让空腹的许小年和他同车家人吃尽苦头。到达县城，原本计划的宾馆外工地日夜施工，不得不另找一家。
对于关心中国经济模式的许小年来说，这就是他需要面对的现实矛盾：国家投资拉动了经济，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但投资之外还要别的。
和以往到内地，许小年这次没有给政府上课的兴致。从河南理工大学毕业后来到平利，担任联合公益组织志愿者的同时经营一家名为“八仙海林山珍”的农业合作社、加入“再造故乡”潮流的小伟，是一个“别的”例子，也是许小年探访的直接对象。
从越野车上下来的许小年，坐上了小伟的客货两用面包车，前往广佛镇探访蜂蜜和猕猴桃包装地的途中，小伟禁不住对这位刚在百度上搜索过的教授、世界银行顾问大倒苦水。
“年轻人都出外打工，养蜂一年万把块钱的收入，都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一层人过去，就失传了。”小伟对自己事业的将来陷入矛盾的心态：充满憧憬，想象着营业额从眼下的十几万做到三年后的万，却又隐隐有无助的悲观。
这种城乡断裂造成的打工经济瓶颈，许小年并不陌生。他关心的是，在小伟的“再造故乡”事业中，公益性和商业性之间如何平衡，这是可持续性的前提。“一定要商业化，有利润。志愿者要有比较高的收入。”
几天后，北京南郊龙爪树宾馆，面对十几位中欧学生，许小年把“可持续公益”的概念提到了这个特别的课堂上。这是个在那辆面包车上就开始酝酿的名词。许小年引述了哈佛大学校友基金会运营支持学校的例子，说明以商业化滋养公益是完全可行的。
“你不能只是这边伸手要钱，那边送钱，募到一千多万，很快又用掉了。自己造血，也要让乡村自我造血。”许小年对乡村儿童联合公益和农计划的发起人邓飞说。
农计划是由邓飞联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多位校友共同发起的生态扶贫项目，打算在传统公益项目之外，用商业手段扶持乡村合作社与农民改善经济，使乡村重获活力，“让父母回家，消除留守儿童”。
参与的发起人都不分红。
作为中欧最有影响力的教授之一，许小年打算自己“站台”，联合众多中欧教授、学生和校友发动筹款，在已有的发起资本之外，建立一项校友基金，用来支持农计划，使其有能力注资扶持类似小伟经营的那种合作社，或者农民。“捐资者没有收益，只有再造乡村的荣誉，以及和乡村联结的体验。”
在平利，许小年第二天的目的地，是深山中遥远的东河村。
东河流域隶属于六一行政村，有一条拉木料的便道。在扶贫和治理地质灾害搬迁中，近20公里的河谷，人户已只剩下10余家，便道也被草木封严，几乎不容机动车通行。道路的狭窄险峻，曾经让一位前来探访的公益人士却步放弃，许小年却在颠簸的面包车上坚持抵达了留守农民的土屋。
农民代中波家里只剩他和老伴。刚满16岁的儿子，两年以前就已出门到江苏打工，“他不愿意读书”。一个女儿嫁到了县城开店。许小年追问，将来儿子是否会再回来生活？代中波说“不回来去哪？”不过又微笑承认，儿子不会回这条沟。
许小年提到了自己当年插队时带的“放牛班”。“山沟里的小学，住窑洞，两个老师带三个年级，30多个孩子，一个班级上课，一个就在外边玩。我是全科教师，语数自然常识都得来。”
“这样的土屋，让我住也就住了，就像当年的窑洞。因为没有别的好出路。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选择就完全不同了，主要是看不到出路。”
和多数知青一代一样，在社会精英的身份深处，当年的插队情结仍旧无处不在。在山沟里一处难得的平地上，许小年一行遇到了一位吆喝耕牛犁地的农民，和60岁的他同龄。“我当年也犁过地的。”许小年转头对身旁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在国外媒体从业的女儿说。女儿回答“so？”在那一刻，许小年隐约感到了自己的乡愁，无法在隔代的女儿那里唤起同等的回应。
但在“so”背后，许小年还有别的答案：这种收了玉米种油菜、赶着耕牛翻地皮的古老农业模式，已经不足以供养翻地的人，和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实际上，这里的土地瘠薄，犁尖划过岩石，许小年听到了犁铧嚯嚯的响声，和当年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近似。
“难以想象那里的贫穷”。生于浙江、长于京城的许小年当年初到陕北感到的震惊，离眼下并不遥远。
一个90岁的老人，在搬空的毛老鼠坡院子菜地里劳动，秋天柿子树上的落叶偶尔飘落在他身上。许小年惊讶于老人的身体之好，也为他自食其力的生活状态感动，如同在路上遇见的70岁赶羊人。但这种原生态本身，又不足以自存。
眼下盛行的城镇化，在许小年看来不是一个合适的名词。“我宁愿叫城市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先有了市场，再有城。否则就会出现鬼城。没有市场、生计，把农民集中到一起干什么？”
现代以来历史的变迁，并没有为偏僻的山沟带来多少机会。油菜田附近的山沟里有一小片漆树林，这是退耕还林的部分成果，幼小得不容一握的漆树苗也被割出了刀口，失去了长大的可能。民国时代，生漆、党参和黄连，都曾经是平利县驰名全国的产品，远销上海和南洋，却都在计划经济的时代逐次衰落，以后再未能恢复。农民的生计仍旧寄托在打工和犁尖上。
犁铧下的古老乡村注定会死亡。许小年此行，想在犁尖之外观察别的道路，也就是陪同他的小伟和向鑫正在摸索的有机农业路数。他们的眼睛里除了希望，还有迷茫。
许小年扶了扶眼镜。他想帮他们看得更清些。
悬崖下的酿造
从代中波的土屋旁上山，一架附着蕨叶和竹林的陡坡，两名提着桶和工具的蜂农很快地爬上去，许小年牵住同伴的手，一路担心着：“下来时怎么办”，然后被生拉硬拽着登上了近百米的高度。但眼前的断崖却使他止步，只有两名蜂农爬过去，开始细致摆弄悬崖下的蜂桶。
这是许小年一路颠簸进入东河村的峡谷时，仍然未曾预料过的情形。
代中波自家养有三十多桶蜜蜂，蜂箱散落地摆放在阶前屋后。但更显眼的仍旧是大片收割过的玉米。门口一个容量惊人的敞口背篓引起了许小年注意，这是用来收获时背包谷坨的。许小年坐在堂屋里的一把椅子上，问起代中波今年的收成。
两口子种了四五亩地。点了12斤玉米种子，获得八担（斤）收成。包谷每斤1.2元，加上套种的洋芋和黄豆，每亩地的毛收入多元，化肥成本则要耗去元左右。
相比之下，门前屋后的三四十桶蜂蜜，按照正常水平每桶一年出老式蜜10斤左右，卖到40块钱一斤，就可有万把块钱的收入，不比种庄稼逊色。加上养蜜蜂不需要太多成本投入，只是花功夫，用许小年的话说，“劳动力机会成本等于零”。这就成了一件有吸引力的事情。
“农民很实惠。来钱了，干劲就会上来。”许小年说。打工的生活并不是农民的天然理想，他们很快会发现自己处于两头悬空的境地中，进不了城又回不了村。一旦形成大量的失业者，就酝酿了社会危机。“你们把农民赶上楼、卖掉地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些。”许小年对一位在平利县政府工作的年轻人说。
向鑫是平利县广佛镇本地出生的人，中学毕业后在外打工。一户近亲全家死于煤层冒顶的事故，让他和家人放弃了下矿。父亲向群回到山上养蜂，他则在西安打工，前两年回到家乡，收购生态概念的蜂巢蜜，和一个熟悉网络营销的安康市女生合作，一季下来销出几百斤蜂蜜。随着女生转行开麻辣烫店，他失去了搭档，成了小伟的合作伙伴。即使收入微薄，他并不愿意再出门，而想在家乡干一番事业。许小年和小伟到来时，他正在堂屋地上帮小伟分装收购来的野生猕猴桃。
这些看起来个头偏小的猕猴桃，都从山上由农民用背篓背下来的，按统一规格手工包装后送快递公司发货，再送达远方都市下单的消费者手中。许小年尝了两个开始发软的猕猴桃，觉得这种酸甜的野生味道不错，又对眼前的手工装盒，以及农民用背篓从山上运猕猴桃下来的方式感到不满足，“效率太低了，上不了规模”。
受制于规模的有机农产品，只能走提高价格一途，由富人购买。破除了中间经销商层层加价，农民可以得到更直接的价格好处。许小年认为，这正是电商模式带来的自由，是眼下城乡最大的经济机会。
在传统模式中，农民处于市场体系的初级链条，只是凭着原初的本能行事，对于市场规则并无深刻意识。从原生态的一面，可能立刻走到完全的反面。电商模式破除了中间商的多重环节，消费者与农民、原生态农产品的面对面变得更为可能。
在养蜂产业上，平利采用土产的中华蜂品种，介于野生和人工繁育之间，蜜蜂群的迁徙来去有一定自由度。向群是在野外招徕蜂群的高手，常年提着一个小桶在密林间奔波。他可以凭着一点点蜜，把迁徙中的野蜂群收留下来，安置到人工的蜂箱里。代中波屋后悬崖下的蜂箱，以及毛老鼠坡上的十几只蜂桶，都是他在野外招蜂的成果。
蜂蜜的品种和一年一次的老式割蜜法，大体上能够保证百花蜜的原生态。但在蜂蜜中掺假的可能性仍是问题。许小年从与小伟的交谈中了解到，眼下土蜂蜜市场并无严格的质量规范，现有的检测手段只能排除重金属残留，却不能辨识是否掺水和白砂糖等——这些只能靠肉眼观察。一个严峻的事实是，蜂蜜每年的总产量只有20万吨左右，而市场销售的蜂蜜却达到万吨，其间的巨大差距只能用掺水造假来填充。这恰似数年前牛奶市场的情形，也是市场坍塌的预警。
对于国内有机农业来说，只有从源头开始控制，才能重建信任。许小年举了他数年前参观蒙牛乳业的例子，蒙牛将从各地奶农处收购来的牛奶倒入集中的容器，但并不清楚这些牛奶送来之前经过了什么，没有人到现场盯住奶牛的乳房，甚至催生乳汁的伙食和牧草。
小伟和向鑫的蜂蜜生意中，从收购成蜜到割蜂巢蜜自行过滤的转变，是从源头排除掺假的第一步。
在香河村向鑫家里，许小年看到了自制的蜂蜜过滤装置，收购来的蜂巢蜜装在两只吊起的蛇皮袋里，借助重力自然下渗，一点点过滤出纯蜜，过程要持续多天。即使只是以人力挤压，也会将蜂蘖等杂物的味道揉入蜂蜜，损害质量。许小年尝了过滤出的蜂蜜味道，“比超市里的稠很多”。
陡坡的攀爬经历，和两个农民在悬崖下的取蜜过程，则更使他确信了造假的不可能。向群和代中波两人配合，轻轻敲打蜂桶，二十多分钟后才将蜂群驱离到空桶中，开始割下酿了蜜的蜂巢。飞舞的蜂群围裹在缺乏防护的他们周围，时刻使人担心他们会被蜇伤，或者失足落下悬崖。
“成本太高了，不必要，没有人会爬到这么高和危险的地方来造假。”许小年断定。
代中波的堂兄代忠奎的例子，更说明着这里蜂蜜的原生态：今年他的两桶蜂蜜被黑熊吃掉，另一桶则被吃饱了的熊抱到山顶打算日后享用，这是证明当地蜂蜜品质纯正的有力证据之一。
代忠奎独居在东河河谷的最深处，在去采蜜的路途中还要走几里上坡路，道路的成本更使得源头造假成为不可能。以往的问题出在收蜜的中间商上，而现场割蜜和集中过滤，则使合作社及公益性商业组织能够从开端控制质量。
对于蜂蜜的质量，许小年有了信心。但把质量变为品牌信用和影响力，需要有效的传播。对于现有的各种质量认证，许小年并无信心。“认证体系已经失效，无人相信。”而对于来自新西兰等地的国外蜂蜜，人们却总存有一份信心。这和牛奶市场的情形是一样的，相信在国外市场里大致存在着规则。
面对国内市场整体的信用体系失效，许小年设想通过针对特定人群的社区传播，逐渐恢复信用。具体的做法是，先通过农计划在校友群体中建立信用，再向外拓展影响力。好比一潭死水中，先找到一块石头，站稳了，再搅动水面，把影响力一圈圈扩展出去。对于有机农业来说，这是唯一有效的信用重建方式。
从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看来，土蜂蜜的生态让许小年放心，产量和规模的瓶颈却使他忧虑。今年8月份的一场连阴雨，使蜂蜜普遍减产，很多蜂桶里没有成蜜，王家坡上向群翻开的蜂箱，大部分只见蜂蘖，悬崖下的这桶蜂割了12斤巢蜜，已经出乎望外。如何保证蜂蜜的产量，扩大规模，比控制质量更为棘手。
毛老鼠坡路边一种开紫花的小草吸引了他的注意。在农民的介绍中，这种小花是蜜蜂最喜欢的蜜源，“采花时可以挂成绺”。许小年想到了采集草籽，连片播撒这种野花，扩大蜜源，这实际也是向群的念头。
对于土产的中华蜂，许小年还想到了借助农科院专家研究优化种群，有别于意大利蜂，却又吸收后者的某种优势。这自然是山沟里的向群们难以想象的。
东河村的农民们计划增加蜂桶，扩大蜂群，但这需要成本。而小伟的合作社想要保证收购农民们的蜂蜜，也面临资金瓶颈。农的扶持能力有限，年在平利县收购斤原生态蜂蜜的计划即因此缩减。许小年提出，除了中欧校友基金的直接扶持外，可以由农计划来担保，为合作社提供小额贷款，解决资金问题，扩大经营规模。
但原生态散落的土蜂养殖业，能在多大程度上走向规模化，是否会在扩张的过程中丢失其原生态的性质，则是难以定论的问题。
绞股蓝是现成的例子。两者都是平利的特产，前者原为野生，经科研人员培植后大规模人工栽培，失去了原生态性质，化肥农药过量使用，导致本地农民自己不愿饮用。
前几年绞股蓝市场打开，收购价格上涨，农民一拥而上。今年却又暴跌，不少烂在地里。这重复了前些年政府发动大户养猪、养蚕、人工种植猕猴桃的节奏。
对于政府主导的规模化经营，许小年很谨慎。他更希望通过社会组织培育有生态理念的创业者，引导农民在保持乡村生态的前提下创造效益，“好比悬崖下的蜜，只能酿出来，不能勾兑。”
而在市场这一端，不能走倾销路子，只能在控制产量的同时提高价格，让富人通过高价购买来反哺农民。通过一项生态产业的造血，使整个麻痹的乡村肌体重获活力。
远山在呼唤。出路何在，许小年看到了隐约线索，却仍待颠沛探寻。亲自到乡下来看，回到城市和讲坛之上鼓与呼，是这位想在庙堂之外寻找用武之地的学者，为再造乡村迈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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