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歧途
“弭兵之盟”带来久违的和平，楚国从晋楚争霸脱身而出，国力迅速增强，弑君篡位的楚灵王以修建天下最为豪华的宫殿来彰显楚国的盛世荣耀。盛世崩塌只在一瞬，皇族叛乱，楚灵王最终自缢身亡。章华台开启了动乱的潘多拉之盒，至此，楚国的霸业渐行渐远，名存实亡。公元前年，一队长长的马车队伍从楚国首都出发北上，车中那些沉甸甸的箱子里装满了细软和财宝。按照惯例，楚国大臣出使齐国用不着带这么多行李。难道是出使的申公巫臣打算一去不复返吗？的确，巫臣这一次没打算回来，虽然新君楚共王给他的使命是出使友邦齐国，但他自己的目的地却是楚国的敌人——晋国。虽然“楚材晋用”这个成语要到楚康王时代才出现，但是楚国的人才流失在楚庄王去世后不久就出现了，强人的下一代往往性格比较软弱，楚庄王的继承人楚共王恰好就是这样一个人。楚共王即位时年仅十岁，根本无法控制朝中老臣们的争斗，政治强人楚庄王一死，那些恃功自傲的大臣们很快就开始上演内部党争的老套故事……巫臣在党争中失利了，他认为自己在楚国待得非常痛苦，并觉得自己迟早要被杀，于是产生了逃离楚国的想法。终于有一天巫臣得到了一个机会，当楚王派他出使齐国时，巫臣暗中收拾了大量的金银细软，并带着家眷出发了。结果巫臣根本就没有去齐国，而是逃到了楚国的对手晋国那里，晋国国君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巫臣，并封他做了行邑的大夫。巫臣的政治对手子反抓住了这个机会来发泄自己对巫臣积累多年的怨恨，他们怂恿年少的楚共王将巫臣的家族一律灭族，这导致巫臣的家人全部被诛杀，甚至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没能幸免。消息传到晋国，巫臣痛哭失声，一个月后，杀害了巫臣一家的子反接到了一封发自晋国的信件，写信的人正是从楚国出逃的巫臣，子反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这样一行字——我一定要让你们受命奔走，疲竭而死。巫臣在信中所写的内容并不只是他因为愤怒而夸大的恐吓，深谙春秋各国局势的他早已想好一条借刀杀人的复仇之计。从楚成王开始，楚国与晋国就进入了中原争霸时代，在楚晋争霸的一百年间，晋楚经历了“城濮之战”、“邲之战”这两次兵力投入几十万的大型会战和几百次不记名的战争。为了向楚国复仇，置子反于死地，巫臣向晋景公献上一条计策，那就是全力扶持与楚国相邻的吴国，使吴国有能力攻打楚国，晋吴两国同时出兵让楚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从而疲于奔命，无力抵抗。“远交近攻”是当时的一个主要策略，可以联络远方的国家来打击临近的国家，这样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尤其是吴国处于楚国的东部，如果能从东部牵制楚国，那么对于晋国来说是十分有利的。所以当晋公巫臣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两人一拍即合，晋国的国君就派申公巫臣到吴国去帮吴国训练军队。巫臣带着他的计策来到了吴国都城，他将在这里完成他的复仇，他准备用吴人的利剑杀掉楚国的仇人。和楚国早期一样，吴国原本是一个长期地处边远默默无闻的落后小国，吴国能在楚国身边顺利崛起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楚国内部的腐败给了它从容发展的机会，二是包括巫臣出使在内的两次著名的智力输出大大促进了吴国中原化的进程。吴国的创始者泰伯是来自中原的王族，不过吴国的主体民族却是地地道道的少数民族，以泰伯为首的王族断发纹身，在生活习俗方面全面蛮夷化了，和楚国的早期历史一样，吴国的文明水平一直远远落后于中原。吴国的崛起是从寿梦开始的，吴人强盛起来，而且他们意识到要向中原人学习，所以寿梦便到北方的鲁国拜访鲁国的国君并观礼。他非常感慨，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处于边远之地，是一个蛮夷国家，一天到晚只晓得断发纹身，哪里享受过这样一种文化，听到过这样美的音乐，这么好看的舞蹈，这么文明的礼仪。”渴望向中原国家学习的吴王寿梦与当初的楚武王一样一心一意学习自强之法，巫臣的到来让他如获至宝。这位楚国的叛臣在吴国受到了国师级别的崇高待遇，一连几天，巫臣在王宫中给吴王寿梦讲如何治国，如何强军，寿梦听得如醉如痴。巫臣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吴国的最高军事参谋，在他的建议下，吴国举全国之力开始制造战车。一段时间之后，吴国城外硝烟弥漫，一场阵势宏大的车战正在进行，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战争，而是巫臣在教授吴人车战后的一场军事演练，原本只会采用水战方式的吴国迅速掌握了车战的秘密。除了战车，巫臣来到吴国时还带来了大量的书籍。在竹简时代，书籍是极为珍贵的礼物，同时，中原的乐器、乐师、工匠也是晋国送给吴国的礼物。巫臣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吴国的中原化进程。吴国蛮夷民族本身就具备了强烈的尚武精神和进取心，在吸收了中原先进的军事技术后如虎添翼，和楚国当时一样，他们迫不及待地开始扩张。位于吴楚边境的土地原本一片祥和，桑林与稻田错落相映，如今这里却是稻田荒芜，桑树不见，代之出现的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和吴楚两国士兵遍布田间的尸体。在巫臣的谋划下，吴国不断出兵，逐个攻击楚国东边的边邑，并把它们并入吴国版图。
吴国和楚国之间频繁地发生战争，而且战争大多数都是在楚国的地盘上进行的，只有个别的战争是在吴国的地盘上进行的。当时的吴国是一个刚崛起的一个蛮夷小国，所以对晋国这种老牌的中原大国来说，它利用吴国来进行战争可以说是以逸待劳。楚国的司马子反看着城下耀武扬威的吴军无计可施，这已经是他一年之内第七次率军抵御吴军，这让子反不禁想起了那封巫臣写给他的恐吓信——我一定叫你们受命奔走，疲竭而死。当年巫臣那句不祥的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初生牛犊的吴国在晋国的扶持下开始成为楚国后方的心腹大患，吴国正在吸收着中原化带来的力量，一步步向着强国发展。但是中原化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在发展的最初阶段，中原的高度文明与边缘国家的野蛮气质相结合，意味着这个国家政治军事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会飞速增长，但是一旦边缘民族的质朴、好战精神被中原的熏风吹散，那么这个民族的厄运也就随之降临，楚国的命运便是如此。中原化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全面地脱胎换骨和升级换代，它可以使国家的统治者和人民享受到更丰富、更高层次的物质和文化产品。但是在另一方面，当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又必然会出现剧烈的社会分化。草创阶段，大家同心同德，一起努力，在学习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以后迅速发展，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上就会形成物极必反的状况，更多地追求自己的生活享受和百姓之间就会产生巨大的距离，于是就走向了一个对立面，这必然会造成整个政治制度走向崩溃。在吴国崛起的同时，楚国开始承受着中原化这把双刃剑的负面影响，楚国迎来了一位导致楚国命运发生转折的国王——楚灵王。在楚国的离宫中，一次大逆不道的占卜正在进行，楚王的叔叔公子围手持龟甲和蓍草根茎亲自占卜，他向神灵询问的内容是自己能否成为下一任楚王。火灼龟甲的“噼啪”声过后，龟甲裂纹显示的结果是——不吉。公子围勃然大怒，他用力抛掉龟甲歇斯底里地咒骂着苍天：“连这小小的天下都不肯给我，那么我就自己去夺取。”和那些通过政治上台的先祖们一样，公子围的这个愿望最终也是通过一场血腥的宫廷政变得以实现，他借一次探病的机会杀死了楚王夹郏敖，还斩草除根地杀死了楚王的两个儿子。在那之后，公子围自立为王，史称楚灵王。相比于前几任楚国国君，楚灵王无疑是幸运的，在他即位前两年，晋楚两国便举行了“弭兵会盟”，由战争走向了和平。此前，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晋楚争霸不但令这两个主角精疲力竭，更令众多配角苦不堪言，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大小诸侯国几乎都卷入了两大霸主之间的战争，特别是那些地处晋楚两国之间的国家，更是兵连祸结，硝烟不断，实现和平成为了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当时晋国国内正处在贵族之间相互倾轧当中，他们没有精力向外扩张，楚国面临着新兴小国，也就是吴国对它的威胁，它也希望能从与晋国的对抗之中抽身出来，全力对抗吴国，宋国的左师向戎一直在晋楚两国之间斡旋，他和晋国和楚国都有交情，当他看到晋楚两国的关系有所缓解时，便提出了“弭兵会盟”，而“弭兵”就是指停止战争的意思。公元前年，晋楚两国代表在宋国西门举行了“弭兵之盟”，签订休战协议的晋楚两国自此进入了近百年的和平时代。从晋楚争霸脱身而出的楚国国力迅速增强，楚灵王对物质享受的追求也开始冲破理智的闸门。“弭兵之盟”六年后，登上王位的楚灵王作出了他人生中一个重要决定，要在“江南之梦”修建一个天下最大最豪华的离宫。章华台竣工之后，楚灵王迫不及待地派出使者邀请各国国君出席章华台落成典礼，然而只有鲁昭公一位国君应邀而来。和所有通过政变上台的国君一样，楚灵王有着强烈的野心，他渴望着有一天能向先祖庄王一样问鼎中原。野心当然是伟大的君主迈向成功的最大推力，但是一旦丧失了理智、毅力和耐心，这种野心只能推动君主走向灭亡，楚灵王错误地理解了伟大二字，他误以为物质上的富丽和繁华就是全部注解。楚灵王实际上拥有称霸的野心，当他把章华台做好了以后，便想为章华台举行一个盛大的落成典礼，于是向各个诸侯国发出邀请。但由于楚灵王喜欢卖弄和炫耀，很多人看不惯这一点，于是都不愿来楚国参加落成典礼。但是鲁国出于自己的考虑——鲁国是礼仪之邦，非常注重建筑文化，所以鲁昭公认为来楚国学习一下也未尝不可。在楚康王时代，鲁国的君主鲁襄公曾经访问楚国，他为造型新颖纤秀的楚国建筑所倾倒，回国后立刻命工匠仿照楚国建筑在王城了建造了一座“楚宫”。“楚”字对当时的中原人来说就意味着时髦，除了“楚宫”之外，还有许多事物被冠以“楚”字。楚冠、楚服、楚歌、楚舞，楚国贵族创造的这一切都成为天下各国追求的潮流。从小就长在鲁国“楚宫”中的鲁昭公按捺不住自己对楚国文化的好奇心，踏上了出访之路，他想要看看那个一百多年前还被人称为蛮夷的楚国现在到底是如何富庶和文明。两千多年过去了，那个具有无比诗意的名字“江南之梦”具体在什么地方已经无处可寻，“千古第一台”章华台也早就从地面上消失。年，在湖北潜江龙湾的一次考古发掘中，一件件铜瓦、板瓦、红砖、青铜门环相继出土，考古学家认定这里很可能就是楚国章华台遗址，在龙湾遗址的廊檐下面，人们甚至发现了屈原笔下那条用贝壳铺成的华美之路。“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朱宫”，屈原在《九歌》中穷尽一切美丽的词藻描写美轮美奂的龙宫。根据《左传》记载，公元前年，楚国人终于在古云梦泽建造了一座可以同屈原笔下的龙宫相媲美的宫殿，传说中，这座宫殿台基宏伟坚固，木榭高挑纤秀，有着难以想象的高大和美丽。又因灵王好细腰，那些孱弱的宫女登台途中甚至需要休息三次才能登顶，因此章华台又被称为“三休台”。
楚国之行确实让鲁昭公大开眼界，不光是楚式建筑的高堂邃语，层台累榭让他叹为观止，更令他影响深刻的是精美至极的楚国青铜器，此时楚国青铜器已经全面超越了北方各国，身处宴会中的鲁昭公看到楚国的鼎居然也像楚国的宫人一样变成了细腰。中原的鼎讲究古朴庄重，造型都是直上直下，而楚国的升鼎却极力追求曲线之美，“楚人好细腰，宫中多饿人”中原的鼎被楚人收细了腰之后立刻平添了妩媚，变得风情万种。
一件被后人称为历史上最复杂的青铜器共饰有84条龙，80条蟠螭，其透空附饰整齐中寓有变化，繁缛中富于玲珑，只能用巧夺天工来形容。这只用来盛酒的鉴缶外套为鉴，缶在其中，鉴和缶之间可以放冰，也可以放热水，因为具有冰镇，加温酒浆的双重功能，所以它被誉为“中国最古老的冰箱”。虽然这些文物出自随国墓葬，但是楚国的青铜冶铸技术来源于随国，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借助今天地下出土的这些青铜器，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章华台的陈设是何等华美精致。楚国把中国几千年来形成和发展的青铜冶铸技术进行了集大成，发明出了失蜡法，把不同的技术在同一种器物上可以完美地应用，这种恢宏大气与繁缛细节两方面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楚国在中国青铜冶铸史上达到了最后一个高峰。鲁昭公在章华台参加的宴会时常从清晨持续到深夜，往往丰盛的酒席还未撤去，舞女和乐队就又罗列登场，和楚国比起来，中原国家的贵族在物质享受方面已经大大落伍。为了饮酒作乐，楚国贵族发明了独一无二的“地室”，每到酷暑的中午或是寒冬的夜晚，宴会就会转入冬暖夏凉的“地室”举行。楚国的仙山琼阁令人流连忘返，金樽美酒更让人醉眼迷离，这片被美酒和音乐浸泡得柔软缠绵的土地再也看不到楚人被热血点燃的目光。和中原国家一样，楚国贵族在饮酒之时缺少不了音乐，所谓钟鸣鼎食就是对先秦贵族生活的完美写照，楚国贵族们把饮食活动升华成了优雅的饮食文化，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优美的音乐。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和其余一百二十多件乐器组合在一起宛如一个庞大的乐队建制，这个阵容庞大的乐队至少要四十一位乐工参与演奏。在曾侯乙墓东西室中，陪葬棺里沉睡着二十一个妙龄女子很可能就是为贵族们演奏音乐的乐工和舞女。楚灵王时代的奢靡生活是建立在楚国雄厚的物质财富基础上，中原化如同一剂奇妙的膨化剂使楚国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潜力一下子被激活，物质财富得到迅速积累，楚庄王称霸之后，中原政治文明大大提高了楚国社会开发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中原技术使得楚国的生产力以几何速度增长，特别是“弭兵之盟”带来的几十年和平环境为楚国的物质财富增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然而国力的强盛没有为楚国继续向上提供助力，却为楚灵王大肆挥霍创造了条件。当楚灵王把章华台做好了之后，召集群臣去参观章华台，他用“台美夫”来赞美章华台的美丽，但是伍举认为的美是要和谐，一座建筑物的大小、内外、远近、色彩以及体量必须符合一种要求和规范，只有整体看起来协调与舒适才能叫和谐。伍举的这番话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楚灵王的做法是在劳民伤财，但是他委婉的表达了章华台的雄美和老百姓的困苦是不和谐的。公元前年的冬天，楚灵王突发奇想，派前锋军队包围了徐国都城，在他率领主力部队前往徐都的路途中，一场南方难得一见的大雪不期而至。兴致很高的楚灵王决定出门赏雪，楚国大臣子革为灵王不先进行军事布置而是忙于游玩焦虑不已。为了劝阻楚灵王，子革跪在马车前对灵王说道：“当初周穆王喜欢出巡游玩，为了劝告穆王收敛心志，祭公谋父做了一首题为《祈招》的诗歌。大王，您还记得这首诗吗？”灵王知道子革的话别有用意，于是谎称自己早已忘记，子革跪在车前背诵了一遍《祈招》后说：“周穆王就是因为听了这首诗才没有因出游而招祸，希望大王能效仿穆王。”然而子革的肺腑之言并没有打动楚灵王，他仍然继续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半年之后，子革当初的预言成为了现实。公元前年，趁着楚灵王领兵在外，他的三个弟弟带领一些对楚国统治不满已久的贵族在国都发动了一场政变，楚灵王慌忙带领大军奔向国都。这一次的楚灵王终于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他的将士们纷纷投靠发动政变的贵族，最终只剩下楚灵王一人四处逃亡。以灵王为首的贵族集团对民众的过度压迫使得下层百姓对他早已充满了愤怒，没有人愿意收留这位逃亡的君主，直到此时楚灵王才知道全国上下是如何痛恨自己。又累又饿的楚灵王在一棵树下昏昏睡去，宏伟的章华台有着无数华丽的宫殿，而如今楚灵王却没有半点栖身之处，也许他只能在梦中回到自己最喜爱的章华台。从权力的顶峰跌到深渊，楚灵王醒来后最后看了一眼楚国阴霾重重的天空，当初称霸天下的勃勃野心在欲望的牵引下竟然变成了毁灭楚国的火种。在彻骨的绝望中，楚灵王解下自己身上那条华美的腰带，自缢身亡。章华台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动乱的潘多拉之盒，从此楚国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的命运。中原的高度文明能够迅速提高一个边缘国家的社会生产力，能够积累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充分领略了中原文明的硕果，这些边缘国家就开始患上“中原病”。历史是一个不断循坏的怪圈，一千年后，从大草原入主中原的北魏孝文帝进行着另一种“中原化”，他发布一道道命令，全力推行汉化，全力汉化的结果是使本属于马上民族的鲜卑皇帝都不再碰弓箭了，陷入了温柔乡中的鲜卑贵族们迅速腐化，竞相攀比谁会享受。在汉化改革令发布六十三年后，政治腐化，贪污成风的北魏王朝在内乱中走向灭亡。孝文帝改革就是把世家大族的制度全盘搬到鲜卑族里，他们接受了汉民族当中的贵族制度，将自己贵族化了，并最终走向腐败的道路。过度中原化就意味着丧失战斗力，女真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金征服北宋之后，女真人骨子里的民族精神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沉溺在吃喝玩乐中的女真人变得懒惰懦弱，以至于出使金朝的南宋使臣惊讶地看到，那些昔日一闻战斗则跃跃欲试的女真勇士现在在出征前居然像女人一样牵住家人的衣服哭哭啼啼。事实上，这些令人扼腕的历史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先例。落后的民族在征服别人的同时，被先进的文化所征服是必然的，当他们吸收了那些所谓正统民族的优长之处，融入这些民族之后，他们往往丢掉了最本真的东西，而且他们在丢掉后不以为意，甚至洋洋自得，这时的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自己曾经崛起的地方，周边那些有野心的少数民族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的地盘，危险已经悄悄的降临。和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大事一样，“吴师入郢”这一有着多重原因的重大历史事件也被史学家简化成了伍子胥与楚王的个人恩怨，不过，正如蝴蝶的翅膀有时是风暴的起源一样，一些偶然的历史细节确实是起于青萍之末不详的微风。被楚灵王掏空了家底的楚国如今已经成为它身边另一个兴起的国家——吴国眼中的猎物，然而楚灵王的继任者楚平王对这一切浑然不觉，楚灵王因为穷奢极欲造成民怨沸腾，楚灵王的弟弟楚平王同样没有约束自己的欲望。根据史书记载，楚平王奢侈纵欲，权贵阶层重重剥削百姓，楚国危机四伏，甚至楚平王的一次荒唐举动甚至将楚国置于前所未有的生死关口。在楚灵王时代，大夫伍举以敢于在章华台上直言进谏著称于楚，到了平王时代，他的儿子伍奢又因贤明出众而成了太子建的太师。同样身为太子老师的是楚平王的宠臣费无忌，因为得不到太子建的重视，费无忌对伍奢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楚平王娶儿媳的这件事情就是费无忌提出来的，楚平王派他到秦国去为太子建迎娶秦国的公主，可是费无忌把公主迎娶回来之后就向楚平王建议说：这个公主太美了，你应该纳她为妻。平王一见到这个女子也动了心，于是把本来给儿子娶的媳妇纳为自己的妃子。不久后，楚平王强纳儿媳为妃的丑闻泄露，担心太子即位后对自己不利，费无忌开始费尽心思不断离间平王和太子。费无忌的挑拨离间严重影响了平王父子的关系，太子建被迫逃离了楚国，作为太子的老师，伍奢被费无忌诬告与太子密谋叛乱，奸臣的谗言蒙蔽了楚平王，他一怒之下下令诛杀伍奢，伍奢的鲜血没能熄灭楚平王的怒火，疯狂的刀刃继续从伍奢和他父母妻儿的身上飞旋而过，献血从伍府禁闭的大门中潺潺流出。在楚国兴盛延绵了数百年的伍氏家族遭遇灭顶之灾，在这场残忍的杀戮中，伍奢全家只有一个儿子伍子胥幸免。当时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写信要他和他的哥哥一起到楚国都城见面，其实这些都是奸臣设计的，目的就是要将伍家的人一网打尽，伍奢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伍尙，一个是伍子胥，伍尙为人老实忠厚，而伍子胥比较有心计，在他得知这件事时就明白其中有诈，伍子胥对他哥哥说，“我们去了以后，父亲不仅不能够活着回来，而且我们两个人也不能活下去。”当伍尙明白了这件事背后的真实目的之后，决定让伍子胥逃跑，自己独自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公元前年，在一片荒芜的原野上，从楚平王屠刀下侥幸逃脱的伍子胥正穿越无边的尘埃，一步步奔向吴国的国土。他知道作为楚国的死敌，吴国是他实现复仇计划的起点。此时的伍子胥身上没有显露出丝毫可能会影响楚国命运的迹象，没有人能意识到这个从楚国仓皇逃走的年轻人十六年后又重新回到了这里，而这一次，他的身后带来了三万吴军精锐。
第六篇劫难
三万吴军精锐奇袭楚国，势如破竹攻入郢都，楚国全民皆兵，竭力死战，吴国一举灭楚的计划在楚人反抗的呐喊中灰飞烟灭。楚国在惊涛骇浪中逃过了灭顶之灾，而只知进，不知退的吴国由骤兴到灭亡，如同昙花一现。楚威王的成功让楚国登上了盛世顶峰，然而产生畸变的政治制度如同狂风，能瞬间吹落所有的繁华。公元前年，一位名叫专诸的刺客改变了吴国的历史。他用一把藏在鱼腹中的匕首刺杀了吴王僚，策划这场刺杀的正是从楚国逃来的伍子胥。七年前，受奸臣的谗言蒙蔽，楚平王下令诛杀伍奢，在楚国兴盛绵延了数百年的伍氏家族遭遇灭顶之灾，唯有伍奢的儿子伍子胥幸免。从楚平王屠刀下侥幸逃脱的伍子胥义无反顾地奔向吴国，他知道作为楚国的死敌，吴国是他实现复仇计划的起点。这场由伍子胥策划的谋杀帮助他的主人公子光接替被杀死的吴王僚登上了王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吴王阖庐。也正是借助这场政变，伍子胥得到了吴国的重用，开始了他的复仇之路。帮助吴王阖庐夺得王位仅仅是复仇计划的开始，伍子胥真正的目标是灭掉楚国。刚一上任，伍子胥就急不可待地向吴王阖庐献上了疲楚之计，伍子胥建议吴王把军队分成三个部分，每次出一师以击楚，如此轮番去扰楚，楚国只会疲于应付，下不了决心来伐吴，这样持续的骚扰战可以有效地削弱楚国国力，等楚国国力消耗的差不多了，吴国再以三军攻之，自然胜券在握。此时，伍子胥的仇人楚平王已经去世，楚昭王即位，这位不幸的国王一上任就遇到“无岁不有吴师”的局面，吴国连续出战，声东击西，在水陆两线多次袭击楚军，使楚军疲于奔命。在骚扰楚国的同时，伍子胥日夜操练吴军，在他的指导下，吴人的军事技术迅速达到天下一流。公元前年冬天，大别山与桐柏山间大雪纷飞，驻扎于两山之间义阳三关的楚军尚在梦中，一支三万人的吴军精锐突然出现，经过多年的拉锯战，楚国的国力被消耗殆尽，渐感时机成熟的吴国出乎意料地发动全国兵力大举攻楚，在伍子胥的谋划下，吴军采取奇袭战术，长驱深入楚境千余里，在很短的时间内，吴军就奇迹般地出现在汉江边上。楚国军队的失利从汉江边与吴军的大战开始。吴军五战五胜，势如破竹，不堪一击的楚军接连败退。当国都城外荡起滚滚烟尘，在吴军越来越近的马蹄声中，楚昭王逃离了郢都。吴军势如破竹，一举攻入郢都，十六年前，从出国仓皇出逃的伍子胥重新踏上故土，这一次他的身后带着吴国的浩荡军队，从王城大门跃马而过，伍子胥一路冲进了郢都，这个差点在楚平王的屠刀下丧命的年轻人以征服者的姿态践踏着昔日对他来说遥不可及的禁地。历史就是如此充满着不可思议，伍子胥纵马驰入郢都来到楚国的王宫，沿着当年父亲的足迹，伍子胥一步一步地走进大殿。从他在杀戮中侥幸存活，仓皇逃往吴国开始，这条复仇的道路，他整整走了十六年。这么多年来，伍子胥从来没有踏实的睡过，亲人们痛苦的哀嚎不止一次地在他耳边回响，楚平王锋利的剑尖无数次穿过漆黑的夜晚深深刺进他的心窝，那是他周而复始的噩梦，楚王用剑破碎了他的家庭，如今他也要用剑破碎楚王的疆土。十六年前伍子胥逃离楚国的时候，路上遇到了他的好朋友，也就是同朝为官的申包胥，后来伍子胥讲，他有朝一日一定要将楚国灭亡。申包胥说，如果你灭掉楚国的话，我一定会让楚国转危为安。郢都被攻破后，为了实践当初保护楚国的诺言，楚国大夫申包胥主动请缨，日夜兼程，奔向盟友秦国。申包胥到秦国后，秦王并没有见他，直到申包胥在秦国的宫廷外哭了七天七夜，滴水不喝，粒米不进，甚至眼睛里都哭出血了后，秦国的国君才被申包胥的忠诚所打动，派了几万大军帮助楚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许多故事都是这样富于传奇性，其实在这个传奇故事的背后是春秋晚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纵观春秋晚期的地图，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东西向相邻的秦、晋、楚、吴、越五国相邻者基本都是敌国，而相间隔者大多为友国，也就是晋国和吴国成为一派，而秦、楚、越国则是与之对立的另外一派，两派之间形成明显的链式制约关系。有学者认为，申包胥即使不这样哭七天七夜，秦国大概还是会出兵，因为秦国也怕晋国坐大，因为秦国知道吴国和晋国是盟友，那么吴国灭了楚国，事实上最受益的是晋国，晋国是秦国的近邻，必定威胁到秦国，所以在这个时候秦国认为自己如果再不出手将后患无穷。国都的沦陷点燃了楚国各个阶层的爱国热情，在危机时刻，楚国上下团结起来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原本就尚武的楚人全民皆兵，竭力死战，秦国援兵的到来更是重振了楚军的士气，楚军与吴军开始相持不下，伍子胥设计的突袭战至此演变成了持久战。吴国毕竟国力有限，不利持久，随着战争的延长，吴国后勤补给不足的弱点暴露无疑。终于在“吴师入郢”不到十个月，吴国一举灭楚的计划在楚人反抗的呐喊声中灰飞烟灭。吴军撤退，楚国幸存下来，但它终究还是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楚昭王回到了残破不堪的王宫，这座伫立在殿上的大鼎曾经是楚国荣耀的象征，如今却刻满了耻辱。只有与昔日的荣耀与功勋彻底决绝，楚国才能赢得新生。没有史料记录楚昭王重返王宫的心情，或许在那一刻，他经历了复杂的内心较量，做出了一项艰难的决定，那就是放弃满目疮痍的郢都，将国都迁往他处。“吴军入郢”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几百年以来楚国所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但是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坏事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变成一个好事。楚国的统治者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楚昭王在秦国的帮助下复国后采取了很多关心爱护老百姓的政策，并决心要消除政治上的腐败。后来，楚人在今天的江陵一带建起了一个新的都城，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纪南城。在楚国，凡是有王宫的地方都被称为“郢”，冠以地名，以资识别，因为这座都城位于栽地，所以叫做栽郢。出于习惯，楚人仍然简称这个新的国都为郢都。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在纪南城附近修建水利设施时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墓葬，在主冢西侧，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座长米，宽12米的车马坑，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战国时期车马坑。43辆马车及匹战马，这个超级豪华的仪仗车队向我们展示着墓主人当年的宏大气魄。最令人震惊的是在车马坑内人们发现了三乘六马驾车，在《周礼》和一些其他的古代文献中记载，只有天子出行才能够用六匹马来驾车，所以湖北江陵古墓，从它的规模和档次来说，应该是一个楚王墓。后来经过科学测定，这个墓的大致年限是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前后，也就是说墓主人很可能是楚惠王。除了与陕西秦始皇兵马俑相媲美的车马坑外，人们还在众多陪葬墓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玉器，这一件件玉龙、玉璧、玉璜向后人讲述着昭惠时代楚国又一次重现了物质的辉煌。从摧毁殆尽的旧郢到气势恢宏的王陵，楚国在“吴师入郢”后如此迅速地自我修复是如何奇迹般完成的呢？将国都从郢都迁到纪南城后，楚国欣欣向荣之景再次重现，曾经流散各地的王室工匠又一次为国王织出了天下最为华美的盛装。从劫难中安定下来的楚昭王心血来潮之下提出想到荆台游玩，国家尚未从浩劫中复苏，身为楚王又怎能如此沉迷于玩乐。诏书一下，朝中群臣纷纷反对，然而楚昭王却执意出行。新的宫殿早已在地平线上重新耸立，以恢弘的气势赞美着楚昭王的功绩，前往纪南城的道路上，每天都有数不清的马车从远方驰骋而来，车上载着争先恐后前来见识纪南城繁华的各国使臣，如此盛世，身为一国之君为何不能出游美景之地。令楚昭王意外的是，群臣之首令尹子西不仅没有反对，还为昭王精心准备了一份大礼，准备出行的楚昭王等来了这份礼物，令尹子西送来的正是当年他在旧都大殿中折断的那把残剑。郢都沦陷，楚国几近覆亡，子西的告诫不言而喻，以残剑相赠，子西用心良苦之举让昭王恍然大悟。众臣的反对并非小题大做的非议，而是推心置腹的告诫，昭王最终放弃了出游的打算，自此，他潜滋暗长的奢靡之心荡然无存。楚昭王复国以后，完全一改楚平王、楚灵王执政时期的种种弊端——楚灵王五弟兄为了争夺王位互相残杀，最终招致了“吴师入郢”的悲剧。但是到了楚昭王的时候，他特别注意团结他的宗亲。楚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阶层对老百姓压榨过度，这是楚昭王痛定思痛后另一个深刻的体悟，楚昭王选择了“退”，将一切退到合理限度之内，于是他制定了休养生息的国策，在上严明政治纪律，约束权贵阶层，在下实行休养民生。“和”与“退”的国策如同久违的雨水滋润着楚国干涸的土地，在绵绵春雨中，楚国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楚国也在雨水的洗涤中获得了新生。从濒临亡国的危难中复苏，楚国国力渐充，但它与吴国之间的战争并灭有终止。“吴师入郢”的耻辱挥之不去，心酸的记忆折磨着楚昭王。公元前年的秋天，吴楚之间的战争僵持不下，心力交瘁的楚昭王病情日益加重，当他站在城墙上眺望西方时，接连三天看见太阳边上有一朵红云。巫风盛行的楚国在遇到各种特殊的自然现象时首先想到的是占卜，占卜过后，周太史派人告诉楚昭王，一连三天太阳边上有红云的征兆说明昭王将遭遇大祸。唯一的办法是举行“禳灾之祭”，用法术将这场大祸转移到令尹和司马等大臣身上。按理说如果是一般的国君，他可能会欣然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国王是一国之君，他把自己的灾难转移到他的臣子身上来保全自己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楚昭王坚决拒绝，楚昭王说：“把我心里的病转移到我的胳膊上，这不还是在我的身上吗？”意思是说我的大臣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他坚决不同意这么做。楚昭王拒绝将祸患转嫁给他人，孔子因此称赞楚昭王宽厚、明事理。不久后，楚昭王因病去世，但是政权平稳转移给了他的儿子楚惠王，他的几位兄弟尽心辅佐侄子，继续进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楚国重现上升势头。楚国在惊涛骇浪中逃过了灭顶之灾，经历了严酷考验之后，它表现出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从表面上看，楚国的自我修复是因为楚昭王个人品质的出色，如果向深层发掘就会看到楚昭王一言一行背后深厚的文化力量。从楚庄王时代起，楚国的物质力量持续上升，楚国的文化厚积薄发，摆脱了长期以来落后于中原各国的局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成就是老庄哲学，老庄文化与居于东部齐鲁的儒家和居于西北卫秦的法家三足鼎立，成为影响中国后世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在这三家中，老庄哲学以其精辟深邃独树一帜
老子的方案是有点接近于无为而治的方案，既不像孔子提倡周礼的礼乐文明，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像墨家提倡一种宗教，更不像后来的法家提倡一种刑法，他是采取一种所谓的放任自流的，无为的政治。多水的南方催生了老子流动而深邃的智慧，对于水老子有非常深刻的体悟——“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提醒统治者要重视百姓的愿望，即使知阳刚的险要，也仍要坚守阴雌的柔静心态，统治者要谦退平和，就像是能包容天下的溪谷一般。柔弱才能够胜刚强，刚强者容易折，水是最柔的东西，是天下之至柔，但是它可以水滴穿石，可以天下之至刚。若要想战胜别人，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要一味地争强好胜，认为你可以仗势欺人，这样会遭来嫉妒，包括国王对大臣要谦卑，大臣对百姓也要恭敬，这都是老子无为而治一系列的看起来都不是进取，但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每一项都是为了更大的进取。楚昭王为人的谦退，施政的无为，与老子思想同样基于博大精深的楚国文化，正是深厚的文化基础使楚国政治家们在挫折之后表现极为理智，迅速摆正了国家的方向。楚昭王的儿子楚惠王继承父亲休养生息的政策，楚国国力不断增长。公元前年，越国起兵攻打吴国，历史再次重演，后发的蛮夷战胜了先发的蛮夷，吴国没能像楚国那样抗住身边另一个蛮夷之国的打击，由骤兴到灭亡，吴国如同昙花一现，追根溯源，是因为它缺乏像楚国那样深厚的文化力量。战胜楚国之后，吴人更是志得意满，停止了进一步中原化的脚步，吴王夫差就曾经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是纹身的蛮夷之人，不值得用礼制来要求。”没有深厚的文化就意味着吴人只知进，不知退，只知放任自己的野心，不懂的留有余地。这个强国在短暂称霸后很快便消失在历史中。宿敌吴国被消灭之后，楚国国势再度强势上扬，继“昭惠中兴”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楚国又迎来了两位伟大的国王——宣王和威王，他们励精图治，勤政有为，对内坚持与民休息，不轻易动用民力，对外采取以静制动，既不轻率出动，也不错过时机。楚国尽量不发动战争，但是机会一旦出现则全力出击，扩张领土。通过这种战略，楚国利用各国矛盾不失时机地对外出击，在北面，楚国相继灭了老牌诸侯国蔡国以及杞国；在西面，楚国已经把疆土扩展到了巴蜀；在东面，楚国轻松击败了越国和齐国。楚国从来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当此之时，楚国的疆域在诸侯国中乃至世界上首屈一指。到楚怀王执政前期，也就是公元前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他用武力拼凑起来的庞大帝国迅速瓦解，由此楚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巨大的的面积为楚国的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个世界第一大国交通条件的优越更是它迈向盛世的助推力量，楚国地处南北之交，水陆交通便利天下独步，由水路溯江而西可达巴蜀经济区，通过汉淮诸水可以北上中原，与中原互通有无，沿江东下吴越，可以一日千里，通过湘江等水路直通湖南乃至滇黔地区。
年，鄂君启节在安徽寿县被发掘出土，这是怀王颁发给鄂君启用于水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根据鄂君启节上的文字记载，当时水路运输动用多达一百五十艘船，并且一年能往返一次，可见楚怀王时期商业贸易规模之大。在楚国贵族墓葬中，考古学家经常会发现一种被称为“蜻蜓眼”的玻璃珠，它们胎色或酱黑或褚红或石绿，上面有蓝白相间的眼珠纹，充满了浓郁的异域气息。中国传统的玻璃珠主要成分一般是铅和钡，而蜻蜓眼的主要成分是钠和钙，钠和钙就是玻璃的主要成分，这个跟中国的传统不一样，特别是蓝彩钴，这在中国绝对没有的，所以“蜻蜓眼”应该是西亚传过来的。人们通常认为中西文化交流是从公元前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广为人知的丝绸之路在那之后才被打通，其实早约张骞四个世纪的楚国就已经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道路——起点是欧洲，经过西亚、南亚，再到中国的云南，终点就是当时的楚国。这说明楚文化虽然是内陆型的，但是比沿海型的齐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更有开放性。
除了“蜻蜓眼”玻璃珠外，楚国墓葬中还出土过人骑骆驼铜灯，方座上骆驼四脚站立，驼峰中坐着一个人，两手举着灯柱，泽国楚地当然没有骆驼，所以这种铜灯的设计灵感很有可能是源于遥远西北异域的驼队。正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楚国与西域进行着密切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楚国的产品不仅输往大江南北，还销往西伯利亚等中西亚地区，甚至远达希腊一带。楚国商人足迹之广，楚国经济开放程度之深由此可见一斑。经历了重重风险，跨越了重重障碍，楚国终于登上了盛世巅峰，并创造了一个与西方古希腊文明想媲美的东方楚文明。公元前四世纪，一列车队从赵国出发直奔楚国郢都，主车上坐着战国史上赫赫有名的外交家苏秦。今天，他要到楚国拜访楚威王，说服楚国加入对抗秦国的六国联盟，经过多日奔波，苏秦的车队终于抵达了郢都，一座高大的城池出现在他的面前。两千年时光流逝，楚国郢都如今已是一片空旷，那些豪华的宫殿在时间中不堪一击，只留下一些残存的建筑遗迹，后世的考古学家就是透过这些蛛丝马迹在跨越千年还原了这座雄伟壮丽的纪南城。考古发掘证明这座城市城垣周长达15.5公里，共有八座雄伟的城门，南北还各有水门一座，城市面积为16平方公里，城墙高达14米左右，相当于三层楼高，至今残存的城墙顶面宽度达到6到8米，可以并行两辆卡车，这一切都证明了这座古城规模的不同凡响。第一次来到楚国郢都，苏秦就被这座城市的繁华热闹震惊，周游列国，他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都城如此繁盛。街上车水马龙，人头攒动，货物林立，苏秦的车队不得不一次次停下，与其他车队错车而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学家在城里发现了市民生活区、商业区、作坊区遗址，此外在城内还发现了四百多口水井，纪南城极盛时有六万人家，人口三十万左右，在先秦时代这样的人口规模说明它是一个超级城市。还没有从郢都街道的繁华中回过神来，苏秦的车队就已经驶入了城市中央的楚王宫殿区，这是一座苏秦从来没有见过的高大建筑，它高堂邃宇，体积庞大，台基上两人才能环抱的柱子显然是从深山中采伐来的千年古树。除了气势辉煌，更令人心醉神迷的是整座宫殿的巧妙设计。为了达到最好的采光效果，这座宫殿的门窗采用了宽大的隔扇，翘起的殿角，纤巧的腰身，金碧辉煌的装饰，殿内墙上美妙绝伦的壁画……这所有的一切都让苏秦终于确信楚国富庶繁华，天下罕有其匹。除了繁华外，楚国文化的独特个性也令苏秦印象强烈，他走遍天下诸国，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文化如此风格独特，楚人的浪漫情怀和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在楚墓中出土的镇墓兽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用来守护墓主，镇墓辟邪的冥器构思谲诡奇特，充满了浪漫的神秘美感。和中原人崇拜龙不同，楚国人对凤有着异乎寻常的崇拜之情，楚墓中出土的虎座凤架鼓，虎仰首蹲伏凤高大轩昂，立于虎背，楚人崇凤贬虎的风尚一目了然。和其它国家的文字比起来，楚文字的字体更修长，仰首伸脚，笔画也更富于变化，有很多的波折，很多的弯曲，所以每个字看起来都像鸟一样灵活飞动，因此后人把这类楚文字称为鸟书。楚墓中出土的文物体现了鸟书的演变过程，从早期初见雏形发展到更典型极致的阶段，鸟的头身尾爪已经出现，可以说鸟书展现了楚人的奇诡想象和浪漫情怀。文明是越成熟实际上越僵化，而这种僵化需要由人来打破，南方蛮夷之居的楚人，既掌握了这些礼制的精髓，同时又利用一定的自由进行突破。而文化的发展过程以及整体社会的改革和社会进步其实都是一个在不断吸收传统，突破传统，再形成自己独特的一个过程。
战国晚期，随着兼并战争愈演愈烈，中国大地上只剩下了七个主要国家，秦、楚、齐、魏、赵、韩、燕。极盛时期的楚国实力强大，但是突然崛起的秦国开始显露后来居上之势。苏秦不远千里来到楚国，正是希望以六国联盟来抗争不断扩张的秦国。此时，苏秦的合纵计划已经得到了五个国家的支持，唯独还缺少最为强大的楚国，只要他能说服楚威王加入联盟，就能避免六国的亡国之灾，苏秦知道这是他最重要的一次机会。听到苏秦以六国联盟抗击秦国的谋略，楚威王看到了楚国的希望，秦国的崛起意味着虎狼时代的到来，当秦国骑兵一次又一次从高原俯冲而下，横扫各国之时，楚威王知道秦人凛冽的目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繁华郢都的扫视，对于楚国来说，凶悍的秦人是最为可怕的对手，苏秦的谋略正中楚威王的下怀，两人一拍即合，六国抗秦联盟正式形成。六国联盟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楚威王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在你死我活的国际竞争中，哪个国家有一丝不慎就可能落入灭顶的深渊，很不幸，楚国在极盛之时逐渐暴露出政治上一个重大的隐患。事实上封君的初始是想把某些人把他外放出去，给他相当的地位，实质上这样减轻了朝廷的一些负担，这在当时认为是可控的，但是久而久之，封君越来越多，到后来战国晚期楚国的封君大概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个，这些封君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地方势力，就类似后来的藩镇割据一样。楚国封君的现象愈演愈烈，这些封君占据了国内最丰腴的土地，在封土内为所欲为，不听国王号令。贵族集团的过度膨胀让楚威王倍感忧虑，虽然国家达到极盛，楚威王依然保持着理智的头脑，他比谁都清楚，楚国的贵族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已经代替了他们对国家的责任。之前一代代君王辛苦积累的优势正在逐渐流失。楚国真正的威胁不在天边，而在肘腋，美酒的浇灌熄灭了贵族的光荣与梦想，虎座鸟架鼓敲出的不再是英雄们为国而战的节拍，而是沦落成贵族们夜夜狂欢的和声。楚威王的成功让楚国登上了盛世顶峰，然而产生畸变的政治制度如同狂风能瞬间吹落所有的繁华，楚威王一生浴血奋战，铁马冰河，却依然无法挽住楚国坠向深渊的车轮。
第七篇变革
国君当街遇刺骇人听闻，手握利剑，吴起大刀阔斧挑战贵族权威，疾风暴雨般的改革效果显现，然而，楚悼王病逝，贵族射杀吴起，变法戛然而止。秦国崛起，虎狼时代到来内忧外患中，屈原开始他的改革事业，历史将会如何抉择，楚国最后这一次机会，楚人又会如何把握？公元前年的一个傍晚，一辆马车从魏国一路南下，疾驶着奔向楚国，马车上坐着一位消瘦严厉的中年人，他就是当时魏国的名将——吴起。因受到魏国国君魏武侯的猜忌，他愤而决定投奔楚国。战国时代，各国争相延揽人才，这种跨国跳槽是很常见的事，吴起的大名早已为各国所知，他才华横溢，智略出群，初出茅庐就率领鲁军大破齐军，在为魏文侯服务期间，他更是与诸侯大战七十六次，全胜六十四次，然而比起这些战功更让吴起饱受褒奖的是他的大义灭亲。吴起是卫国人，从小苦读兵书战策，长大之后他倾家荡产周游列国就是希望能够获得重用，他来到鲁国的时候，正好齐国进攻鲁国，大兵压境，但是鲁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将军，于是就有人向鲁国国君推荐吴起，说他才华出众，可以当这个将军，鲁国国君经过考察也认为吴起很厉害，是一位精明强干的青年军事家，可以当将军，但是他的心底有一个担心，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关键时刻吴起会不会里通外国呢，这个话传到了吴起的耳朵里。在亲情和功名之间，吴起必须作出一个选择。夜晚，妻子已经睡熟了，吴起披衣起身绕床彷徨，凝视着妻子的面容，他若有所思，妻子在梦中微笑，微笑里洋溢着幸福，然而这个微笑被永远定格在吴起砍下的头颅上。用妻子的头颅来换取信任，吴起的举动让鲁军惊骇不已，他断然未曾料想，仅仅是自己的些许猜忌便葬送了吴起妻子的性命。不过，在血淋淋的头颅面前，吴起的内心却波澜不惊，没有任何事物能成为他进取路上的障碍，即使是至亲至爱的人。捧着妻子的头颅，吴起一步步走向他梦寐以求的权力之巅。吴起用妻子的头颅换取了鲁军的信任，奠定了自己的事业基础，然而这样血腥残忍的故事在各国贵族口中却成了吴起果断和能力的最佳证明。不知不觉间，时间的车轮已由春秋驶入了截然不同的战国时代，礼乐文明的外衣已经在残酷的各国竞争中被撕成碎片，人心中那浓黑的邪恶公然暴露在极度寒冷的冬天之中。把《左传》与《战国策》作一对比，我们会惊讶于道德崩溃的速度。春秋时期，外交家们纵横捭阖的武器往往是诗、书等经典，他们高举着道德的大旗，一片大义凛然的礼义说辞足以遏止千乘雄狮，但到了战国时期，外交家不再高谈阔论道德礼仪，而是变为赤裸裸的利害分析。孟子见到梁惠王的时候，梁惠王首先问他：先生你不远千里来到我们国家，你能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当时大吃一惊。孟子想：难道说我来就一定要带给你利益吗？事实上梁惠王这种表达在当时并不是孤例，这就反映到战国时期一种普遍的一种心态，上至国王，下至大臣，甚至包括民间，人们往往是功利至上的，你不能给我带来利益，你来有什么意义。在相对宽松的春秋时代，人们可以活得不那么功利，而在冷酷的战国时代，人们必须像吴起那样精确而无情，才能在异常激烈的竞争中幸存下来。为了生存和胜利，人们不再有任何原则和标准，伴随着残酷竞争而来的是人们对礼乐文化的彻底抛弃，是从春秋到战国的道德水平大滑坡。吴起在做将军的时候带兵打仗，有一次士兵中有一个人腿上长了一个疮，吴起就趴在地上亲自用嘴给这个士兵吸脓，士兵的母亲听到这件事情后，不但没有感激，反而嚎啕大哭。因为以前吴起也曾经给这个士兵的父亲吸过疮上的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他父亲作战的时候就一往无前，勇敢拼命，因此战死了。现在吴公又给她的儿子吸疮上的脓，这就意味着吴起要再一次用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来换取士兵的信任，激发这个士兵给自己拼命。这位士兵的母亲通过惨痛经历知道吴起的一举一动背后都隐藏着精确的算计，吴起就是功利主义文化的典型代表，功利欲望使他被异化成为了一台精密计算的机器，在这个时代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功。吴起的到来让楚悼王十分兴奋，多年以来，他一直期望能有一位杰出的人才辅佐自己，扭转楚国的乾坤。“昭惠中兴”过去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楚国强盛华丽的外表下埋伏着的重重危机令楚悼王不能安枕。登上王位后，楚悼王发现楚国的疆域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缩减，随着北方三晋的崛起，楚国北部边境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除了外患外，内忧也让楚悼王昼夜难安，楚国的王权受到严重的束缚，更令他无法释怀的是父王之死。公元前年的一天，楚声王在行进途中被刺杀于自己的座驾上，关于这件事，史书上记载的是楚声王为“盗”所杀，一国之君在自己的都城被强盗暗害，实在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史学家们推测，这位刺客很可能是某位颇有权势的封君所养的死士。封君与国王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堂堂国王当众被杀，可见当时楚国的王权已经受到封君制的严重威胁。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位封君，这都是他们都基本上瓜分了楚国的财产，他们控制了楚国的一种权力，甚至架空了楚王，所以楚国当时是非常危急。楚国统治者大多强调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昭惠以前的贵族大部分时期都以简朴为荣，然而封君制的实行使贪图享受、贪图私利的权贵集团畸形发展，成为了国家的一颗毒瘤。战国时代的贵族们厌倦了笨重的青铜器喜欢上了轻便而美丽的漆器，楚国漆器制造的工艺独步天下，原因之一是漆树主要生长在南方，楚国得天独厚。而另一个原因则是楚国贵族们对漆木器的喜爱到了情有独钟的地步，生活中每一处都离不开漆器。战国中期楚国贵族家庭中可以看到各种漆器用品，北方漆器一般只有黑红黄三种色彩，而楚国工匠却能调出红、黄、蓝、绿、金、银等多彩漆。一件湖北江陵望山出土的漆屏风长不过五十公分，高仅十五公分，却雕有五十一个动物，它髹黑漆底，以朱红、灰绿、金银漆、彩绘凤纹等，真可谓巧夺天工。楚国贵族们为了追求生活品位而不计成本由此可见。除了漆器，楚地出土的丝织品更能体现楚国贵族生活的奢华，在荆洲马山一处楚墓中，考古人员发掘出三十五件衣物，种类囊括了绢、纱、罗、绮、锦、绣等几乎所有的丝绸织造门类，这是中国历史上年代最久远、数量最大、最精美的丝织品发现。这些精美的丝织品和漆器，今天带给我们无尽美的想象，然而，它们的大量出土显示了当时楚国贵族沉醉于漫无止境的欲望当中，追求极致的物质享受，他们丧失了楚国早期的进取心和责任感，从而使国家的发展失去了动力。楚声王的继任者楚悼王被父亲遇刺这件事情所惊醒，他对权贵集团的膨胀与堕落深感忧虑，恰在这时，吴起到来了。楚悼王对吴起的到来非常重视，他将吴起接进宫中，日夜与吴起探讨如何使楚国强大起来，吴起向楚悼王分析：现在楚国的问题是封君太多，国王不能独掌大权，改变这种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对权贵们痛下杀手，削弱他们的势力，让封君们不再永久世袭，三代之后就取消他们的爵位。吴起面对的是楚国根深蒂固的贵族政治传统，而他本人又是一个从外国来的客卿，正因为他是一个客卿，所以他在楚国没有利益关系，所以他可以不怕去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也正因为他是一个外来者，所以他必须要采取这种严厉的，甚至铁血的手段才能够使他的改革见效，如果他比较温和地去推行改革的话，那恐怕是不会有成效的。吴起的思路与楚悼王不谋而合，在经过短暂的磨合后，吴起就被楚悼王任命为令尹，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吴起大胆地挑战世袭制度，他规定封君过了三代就要没收他们原有的爵禄，用那些土地和财产奖励有战功的人，这一措施是为了解决分配不公，提高楚国将士对外扩张的积极性。楚国土地广袤，开发极不充分，吴起把贵族迁到边远地区去垦荒开发，一方面使广阔疆域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贵族的势力。除了打击贵族之外，吴起的改革措施还包括实施严刑峻法，禁止老百姓游手好闲，不务耕作，把散漫惯了的楚国百姓变成耕战并重、亦兵亦农的斯巴达式战士。削弱大臣的权力，削减太多的封君，所以吴起变法有一个很重要的条款，只能传两代，父亲传给儿子，那也许到了孙子的时候就要归还给国家。这种做法是非常致命的，因为分封土地的时候，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都由封君处置和管辖，现在突然要收回来了，就会触犯封君的利益。要改变一个社会的传统是艰难的，战国时代几乎每一次变法靠的都是严刑峻法、铁腕手段，吴起制定了极为严格的法律，百姓一旦违抗政府的命令就要被逮捕。在各国中性格较为自由散漫的楚国百姓很不习惯新法律，很快楚国的监狱就人满为患。吴起变法如疾风暴雨般改变着楚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艰难地改变着楚人的性格。今人在谈起历史时，经常把春秋战国连称，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春秋与战国之间的本质差别。在战国时代，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都远超过春秋，春秋时代的战争都是贵族的游戏，以荣誉为目标，战争规则明确，风度翩翩，不以吞并其他国家作为目标，例如郑国夹在楚国和晋国之间，被攻打了一百次，却始终没有被楚晋任何一方吞并。然而在战国时代，战争却极为功利，目的是直接消灭对方的国家，掠夺对方的人口，越国吞并吴国，在那之后，灭国战争愈演愈烈，直至秦灭六国。楚国讨伐陈国的时候，陈成公病故，楚国在听说陈成公病故之后当即撤军，这叫闻丧即止，说明那个时候楚国尽管有时候不遵守周礼，但是在这方面是按照周礼行事的，但是到战国时期可以说世风日下，到战国中期，楚威王去世的时候，那是很大的丧事，但是魏国趁火打劫，不仅没有闻丧即止，而且趁火打劫，攻打楚国。春秋时代，贵族们活得从容而优雅，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和关塞并不遣兵把守，因为人们不会不宣而战。而到了战国时代，礼仪、荣誉、尊严已经不再是战争准则，国家生死存亡的压力使战国时代的将领们变得如同狼一样残酷无情，不放过猎物身上的任何一个伤口。不仅如此，战国时期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也是春秋时代所不可比拟的。春秋时代的战争规模通常很小——“未有杀人者累万者”，很少有超过三天的大战，而在战国时期，战争扩日持久，十分惨烈。公元前年，白起打败韩魏联军，被秦军斩首的韩魏士兵多达二十四万。据文献统计，秦国在统一战争中一共屠杀了超过一百五十万他国士兵。正是战国时期急剧的社会变化、兼并战争，使得各个国家都对国家的生死存亡充满着危机感。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强大才能够生存，强大是生存的基础，强大也是消灭敌人的本钱。那么你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制度上的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如果说争霸是春秋时代的主题，那么变法就是战国时代的主旋律。进入战国之后，各国争先恐后、大刀阔斧地改革自己的内政外交，魏文侯即位之后，任用李悝为相，在魏国首先举起改革大旗，接着，公仲连在赵国又兴起改革大潮，吴起变法是战国时代第三次著名的变法。吴起的改革针对楚国的时弊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权贵阶层受到空前打击，而社会其他阶层的活力被迅速激活，特别是将贵族迁移到边远之地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楚国边疆地区的开发。吴起变法的效果促进了湖南湘水流域的发展，梅山的墓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战国早期的墓葬只有四十多座，到了楚悼王以后，也就是吴起变法以后达到了两百多座。这说明在变法之前这个地区还没有被开发，人烟稀少，物产不丰富，变法之后，随着大规模的人马的进驻，这个地方的经济和物质空前的活跃和繁荣起来。遗憾的是，吴起变法的各项措施并没有能够贯彻到底。在人治时代，国家的命运与统治者的个人生命总是密切相关，正当变法顺利进行，楚国朝气出现之时，公元前年，楚悼王不幸病逝。吴起变法能取得一时的成功原因是他手握利剑，对那些不听指挥的贵族可以随时刀剑伺候。然而这里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吴起本身是外国客卿，他在楚国社会没有丝毫根基，一旦支持他的君王去世，他立刻变为孤身一人，这是精明的政治强人吴起手腕再高明也无法改变的局面。吴起认为楚国当时已经像一个身染重病的病夫，奄奄一息，必须下猛药，而正是这剂猛药让那些贵族们丧失了他们的依靠或基石，使贵族们感到非常绝望。在吴起所侍奉的支持他改革的楚王死了之后，他就失去了支柱，这时候被他损伤了贵族利益的贵族们对他群起而攻之，于是吴起成为了众矢之的。从南平百越的战场赶到楚悼王的葬礼，吴起泪流满面，失声痛哭。他意识到失去了楚王的保护，此次进宫凶多吉少。但是想到未竟的变法事业，吴起决定回到楚宫这个权力中心。在变法中利益严重受损的贵族势力迫不及待地在楚悼王的葬礼上对吴起发起攻击，绝望之中的吴起扑向了楚悼王的尸体，这一举动没有挽救他的性命，乱箭如同飞蝗一样射向吴起和楚悼王的遗体。吴起的改革措施被新任国王废止，变法就此终结，但射杀了吴起的贵族们并没有笑到最后，吴起临死前的计谋使得他们犯下了“丽兵之罪”，按照楚国的法律，因为射杀吴起而伤害了楚悼王尸体的人一律处死，罪及三族。七十多家贵族惨遭灭族，直到临死前，他们才真正明白吴起最后的举动是要置他们于万劫不复之地。最终，七十多家贵族在吴起死后被楚悼王的继承者楚肃王所灭族，因此吴起死得很有价值，吴起用他的死换来了对旧贵族的有力的打击。吴起变法的猝然失败导致楚国的内部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就在这时，外患又悄然而至，这一次危机来源于立足西北的秦国。秦国的立国晚于楚国。在东周时代，犬戎进攻周王室之际，秦人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感激涕淋的周王封为诸侯。和齐、晋、鲁等老牌诸侯国相比，秦的历史整整短了一个西周时代，因此和楚国一样，边疆小国秦国根本没有机会参与诸侯会盟，更谈不上得到中原文明的承认。公元前年，商鞅在秦国都城的城门前立了一个三丈高的木柱，创造了一个“徙木立信”的成语，由此拉开了秦国的改革大幕。因为秦人受到周礼的影响比较少，所以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商鞅变法之下比较彻底。而吴起变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偏重在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尤其是经济制度，吴起认为当把那些大臣的经济基础削弱了，大臣肯定会就范。吴起的奖励军功没有像商鞅那样强有力度，商鞅直接刺激了那些骁勇善战的将领，甚至士兵，你砍了多少头，我给你晋级多少级，这样商鞅就完全是一种军功主义。商鞅变法与吴起变法的一成一败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吴起变法遇到了楚悼王的猝死，而商鞅则得到了秦孝公更长久的支持。实际上，这截然不同的结局根源于秦国和楚国这两片气质不同的土地。与楚国大地的水汽氤氲不同，秦国土地常年缺乏水的滋润，五谷难生，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秦人对于是否投向中原文明一直心怀犹豫。西戎有一个使者叫由余，本来是晋人之后，后来他们家投奔西戎，受到重用，所以这个人非常熟悉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区别。有一次他拜访了秦穆公，秦穆公迷惑不解地向他发问说：“中原国家有诗、书、礼、乐，现在还乱成了一锅粥，你们西戎没什么文化，治理起来是不是更难啊？”由余一听，呵呵一笑，由余说：“在我看来，诗、书、礼、乐正是中原国家混乱的原因，因为中原国家过于精致，而且容易造成社会上的两极分化，但是草原民族贫富差距不大，人们都天真质朴，没有那么多精巧的心思，以绝对的服从为天职，所以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正是这席话让秦穆公如梦方醒。从此之后，秦国的立国战略发生根本性变化，它不再致力于向中原发展，而是向戎狄学习，大力吸收戎狄文化，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良马成为秦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与西戎的融合给秦人的躯体注入更多粗犷和野蛮，塑造了秦人狼一样的性格。秦国的民族性与法家文化一拍即合，诞生于半草原半农业区域的法家文化具有其他中原文化所没有的残酷精准的特点，法家学派认为在人欲横流的时代，礼治的力量已经不可依靠。从人性本恶的认识基础出发，他们建议统治者以严刑峻法统治民众，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法家改革者所制定的法律都异常严苛残酷。事实上，吴起的性格最典型地代表了法家文化对人的塑造。法家实际上所倡导的就是法治，以及建立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国家体制，实际上是顺应了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潮流。法家积极的方面一个是主张革新和进取，另外一个方面是比较讲究实际。但是法家也有明显的弊端，与儒家、道家相比，法家比较缺乏对人本身的尊重和关怀，它完全是以一种工具理性来看待人，法家可能会在短期之内富国强兵，但是对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文化的发展最终还是很不利的。吴起变法在楚国的失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楚国文化的气质与功利主义反差极大，楚文化的特点是开放性、兼容性和创造性，和秦国不同，楚国从立国之初对少数民族就并非只有压服和杀戮，更多的是采取怀柔政策。楚国在扩张过程中，王道与霸道兼用，武力与怀柔并重，虽然兼并了许多国家，但是对一些小国存而不灭，使之长期成为自己的属国，即使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大冶铜绿山在春秋战国多年开采中并没有发现矿难及虐待矿工的现象，楚人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楚国热衷扩张却并不致力于掠人为奴，他们明智地尊重各地的文化传统与习俗，表现出强烈的人道精神。公元前年，一位楚国青年正踌躇满志，准备开始他的变革事业，这个年轻人就是屈原，屈原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因为天资聪颖，擅长修辞文学与外交，屈原得到了楚怀王的重用。多次出使他国的经历使屈原对于国际形势有着深刻的了解，他认识到和中原国家相比，落后的楚国政治体制积累了太多的弊端，如果想要生存，改革迫在眉睫。在吴起变法之后，贵族势力曾经一次被族灭七十多家，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是到了楚怀王的时代，封君的势力又一次恶性膨胀，这个时候的楚国权贵热衷于谋私利，根本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所以楚国在国际上经常战争受挫，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也经常是一筹莫展。在受到楚怀王的重用之后，屈原开始进行法制创新，希望能在楚国掀起既吴起之后新一波的改革大潮，这次变法可以说是楚国的最后一次机会。当时的形势是天下强国，非秦必楚、非楚必秦，最有希望统一天下的是两个国家，秦国和楚国。楚国刚开始的时候还往往能稍微占据上风，但是一方面秦国的发展势头迅猛不减，并且秦国沿袭了商鞅变法的一些政策，另外一方面楚人丢掉了吴起变法的这些成果，在贵族政治体制上越走越远，他们不求革新变异，因此和秦人相比，实际上是一进一退。在楚怀王的支持下，屈原开始了自己的改革计划，他的改革从人才选拔机制入手。战国时代，各国都在争相延揽人才，然而在楚国，大权牢牢掌握在王族手中，这导致了楚国很少能真正重用外卿。齐国名将田忌南下楚国只被安置在闲地，封之于江南，魏相惠施逃到楚国，楚国干脆不予收留，将他送到了宋国。唯一一个被重用的外卿吴起却很快被权贵集团杀死。朝廷重臣争权夺利，陷于阴谋诡计之中，互相倾轧不休，没有人为国家前途考虑，权贵集团在本国人才中也只任用听自己话的庸人，而那些试图改革现状的有进取心的人杰纷纷被排挤出国，因此出现了“楚材晋用”和“楚材秦用”的局面。和楚国截然不同的是秦国对人才的重视，秦国最终吞并天下所依靠的并不仅仅是阴谋诡计和强大军力，秦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对人才的重用。春秋时期中原列国的用人体制仍然是宗法制度下的血缘关系起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些重要的职位几乎都是大贵族代代相承，但是唯有一个例外，就是秦国用人跟楚国不一样，秦国不看出身，所以天下的一些英才，纷纷逃往秦国。李斯是楚国人，实际上最后秦始皇能够统一全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李斯的辅佐，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屈原深深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屈原的改革方案很明确，那就是举贤任能，立法富国。屈原首先要打破贵族重臣垄断仕途的局面，不避卑贱，唯才是用，唯才是举。此外，要追赶各国潮流必须实行明确的法治，而不是楚国传统的人治，没有严密的法度，国家就无法治理，因此屈原需要重新修订法律，要求全国上下政令统一，从上到下令行禁止。楚国的文化土壤决定了屈原的政治理想远比法家更富有人文精神，如果这次改革能够成功，楚国很有可能会脱胎换骨，再度强大起来。那么中国历史的发展很可能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面貌。冷酷的法家文化不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楚国很有可能取代秦国成为最后的统一者。如果楚国统一中国，中国社会也许就不会出现“焚书坑儒”这样的文化大毁灭，也不会有徒刑遍地，民不聊生的秦朝暴政，中国人的文化性格避免受到重大摧残，楚文化的宽容、人道和创造力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基因，其后中国的历史也许会有所不同。历史将会如何抉择，楚国的最后一次机会楚人又该如何把握，这个辉煌古国的历史将会书写出什么样的结局……
第八篇涅槃
年轻的楚怀王无力对抗权贵集团庞大势力，屈原的改革事业被迫中断，秦相张仪以六百里土地的承诺骗取楚怀王与齐国断交，楚怀王勃然大怒，草率出兵。丹阳之战，楚师大败，大兵压境，楚怀王亲自赴秦议和，却遭囚禁。三年后，楚怀王在咸阳郁郁而终，屈原在绝望中跳进了汨罗江。秦师南下，寿郢陷落，楚国宣告灭亡，承载了八百年历史的楚国在战火中沉埋于地下，古老的楚文化又将如何延续自己的生命。战国晚期，随着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华夏大地上只剩下了七个主要国家——秦、楚、齐、魏、赵、韩、燕，各国合纵连横，上演着一场场精彩激烈的争斗。公元前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代雄主楚威王去世，其子楚怀王即位，也正是在这一年，魏国人张仪来到秦国，不久成为相国，这两件事深刻地影响了楚国历史的走向。即位这一年，楚怀王三十一岁，这位在楚威王羽翼下一帆风顺成长起来的君王性格宽厚、率直天真，他有着楚国国君一贯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却缺少在这个严酷时代生存所必须的狡诈和城府。楚怀王登基前不久，父亲楚威王刚刚灭了越国，楚国由此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楚怀王继承的是令当时所有人都艳羡不已的遗产，疆域广袤、物产丰饶、国库充盈。年轻的楚怀王雄心勃勃，力图有所作为，在楚怀王的支持下，屈原在楚国展开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变法，国家的兴衰关键在于人才，因此屈原殚精竭虑要建立起严明的法律，制定公开的用人标准，以求那些外流的人才回到楚国，使楚国重新焕发青春。屈原的改革势必影响权贵们的利益，因此遭到贵族们毫不迟疑的抵抗，他们开始施展娴熟的手段，污蔑诋毁屈原。听信了谗言的楚怀王渐渐疏远了屈原，年轻而没有政治经验的楚怀王无力对抗权贵集团盘根错节的庞大势力，在官场根基不牢的屈原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改革事业就此中断。一心报国的屈原迷茫不已，他怨愤楚怀王对自己忠贞的怀疑，满怀悲凉地写下这样的诗歌：“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屈原悲愤地仰天长啸，如果我的进言不是出于忠诚，可以让苍天来为我作证。然而没有人听到他的呼喊，在各国争先变法，日新月异的同时，楚国政治却沿着旧节奏缓慢地走下去，权贵集团的惰性和内争断送了楚国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早在楚威王即位期间，“合纵连横”这个新的名词就开始出现在各国政治家之口，“合纵连横”的产生源于战国晚期各国之间愈演愈烈的兼并战争。由于秦国位于西部，阻止秦国东进的办法是由北到南建立一道垂直的屏障，这道屏障以燕赵为北端，韩魏为中端，楚国为南端，各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面对这个制衡秦国的合纵战略，秦国的对策是建立横向同盟，与韩魏结盟，截断这道南北屏障。反秦联盟这个理论基础跟今天欧洲的均势理论非常相似，国际和平是建立在各国力量对比大致均衡的前提之下，如果有一个国家过于强大，那么势必破坏这种平衡，从而引起战争。于是战国时期，外交战场上展开了以张仪为首的连横派，和以公孙衍、苏秦为代表的合纵派之间的斗争。公元前年，经过苏秦的游说，楚、赵、齐、燕等几国结成联合共同伐秦，因为楚国最为强大，楚怀王被推为纵长。屈原等眼光长远的政治家一致支持合纵之策，因为楚国最大的威胁毫无疑问来自于秦国，虽然秦国实力与楚国相当，但它的扩张欲望却是六国之中最为强烈的，对于楚国而言，团结六国，共同抗秦是唯一的生存之道。然而，楚怀王对于合纵的意志并不坚决，秦楚两国曾有着数百年的友好关系，心地善良的楚怀王不愿意主动率兵攻击昔日的盟友，楚国将领一再请兵但怀王始终踌躇不决，反反复复地犹豫之后，楚怀王最终决定派出很少的军队象征性地应付一下这场反秦的联盟战争。其实，关东六国无论从人数、兵力、装备，都可以说是远远超越关西秦国的，关键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各怀异志，打着自己的算盘。怀王作为纵长，只是做做样子，他当时就说：“我仍然能号令诸侯”仅此而已，因此他并没有一个周密的计划，甚至也缺乏战胜秦国的勇气和信心，其它的国家也觉得这是一个临时的乌合之众，不足以和秦国抗衡，每个人都是不去不行，去了也打不赢。所以每个人都不想恋战，都不敢正经的和秦人交锋，所以他们在函谷关外驻扎了很长的时间，最后不了了之只能退兵，秦人便开始追击，然后分化瓦解，分而治之。轰轰烈烈的反秦联盟战争草率收场，楚怀王的国际威望大受损失，而经此一战，秦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楚国和齐国的联合将是秦国东进的最大障碍。公元前年，秦相张仪带着全力拆散齐楚同盟这一任务出使楚国。战国时代，国际间出现了一类专门人才，叫做纵横家。他们的特点是以口才学为立身之本，专靠游说谋取成功。老练的国际政治家张仪和缺乏城府的楚怀王在楚宫中展开了一场会谈，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楚国，但张仪对于破坏反秦的连横同盟满怀信心。张仪首先提起楚怀王率军攻打秦国的那场战争，他说，“秦楚三百年交好，怀王却联合六国攻打昔日盟友秦国，但秦国国君并不怪罪怀王，秦楚两国想恢复过去两国的友好关系条件便是楚国必须和秦国的敌人齐国绝交。”为了让楚怀王动心，张仪呈上地图，表示只要楚国不再与齐国交好，秦国愿意将过去从楚国手中夺走的六百里土地归还给楚国。收复六百里故地是楚国君臣多年的愿望，楚怀王颇为动心，于是张仪的计谋奏效了，为了得到六百里楚地，楚怀王做出了与齐国断绝关系的决定。当群臣知道这件事之后，大家都来向楚怀王道贺，恭贺他又拿回了“商於之地六百里”，但这时有一个叫陈轸的大臣就觉得：如果你要毁灭齐楚联盟也可以，但是不能够被张仪耍了，你要得到土地之后，再毁盟也不错。但是可惜的是，陈轸的这一番忠言，楚怀王并没有听进去，因为楚怀王觉得秦人不会欺骗他。受过严格贵族教育的楚怀王还信守着春秋时代贵族的诚信传统，他没有想到秦国已经把这个传统抛到了九霄云外。在楚国宣布与齐国绝交后，怀王派使者到秦国接收土地，不料张仪矢口否认自己的承诺，六百里土地变成了六里。这段历史在《史记》里的记载更具有戏剧性，楚国断交之后，张仪闭门不出，假装乘车摔断了腿，不接待楚国使者，楚怀王认为是自己断交不够彻底，又派勇士去骂齐国人，齐国便和楚国断交了。等到楚怀王和齐国断交之后，楚怀王派使者去齐国索要土地，没想到张仪出尔反尔，言而无信，非说当初说的是“商於之地六里”，但一个国家要六里地有什么作用呢，所以追根究底张仪是存心欺骗楚怀王的。发现上了当的楚怀王勃然大怒，秦人的言而无信让他感到深受侮辱，楚怀王在一怒之下决定立刻起兵攻打秦国。楚怀王轻率的决定遭到了将领们的反对，但是他还是坚持把缺乏充分准备的楚军派往边境，与秦军大战于丹阳。楚国匆忙出兵，秦军有备而待，丹阳之战，楚师大败，楚国不但没有拿回秦国所承诺的土地，而且还丧失了自己的大量领土，以及两座地处战略要地的城市。丹阳之战后，楚国边境门户大开，秦国终于打开了东向发展的通道。在丹阳之战后，楚国在多次战争中失利，公元前年，秦国又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大兵压境，楚国不得不忍辱求和。秦国开出的条件是，只有楚怀王亲自去秦国议和，秦国才能考虑和平。秦国险不可测，楚怀王赴约，就如同羊入虎口，楚国上下顾虑重重。秦国再次提出秦楚联姻，就是秦国把秦国的公主许配给楚怀王，来结两国的“秦晋之好”，提出的条件是楚怀王必须亲自去秦国迎娶秦国的公主，当这个事情在楚国传开之后，楚国出现了两派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派声音反对楚怀王去秦国迎娶公主，但是另外一派，也就是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主张楚怀王到秦国去，理由就是一旦把秦国的公主娶回来，秦楚联姻，楚国就没有来自秦国的威胁了。身为一国之君的责任感让楚怀王在危险前面没有选择逃避，虽然几年前他被张仪欺骗得那样惨痛，但是这位厚道天真的国王仍然认为那只是出身卑贱的张仪不讲贵族原则的个人行为。他相信作为世代贵族，秦王绝对不会在天下诸国面前公然失信，深受礼仪之规、贵族传统束缚的楚怀王依旧没有吸取之前被骗的教训，执意踏上了赴秦之路。在春秋时，别人都很遵循周礼，但楚人是上升时期，他往往就是不遵循周礼，“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从西周到春秋都是这样的，把周天子，把其他的诸侯国甚至不放在眼里，但是到了战国时期以后，楚人随着和中原的交往越来越多，楚人对中原文的吸收力度越来越大，渐渐地受华夏文明的影响也越来越深，楚国效仿中原的那些国家，放弃了原先的那些遵守，但是楚国又很慎重的把它捡起来。在崇尚权诈的战国时代，楚国统治集团还保留着春秋时代礼乐文明熏陶而成的质朴和文雅，他们的一言一行仍然要在《诗经》、《尚书》中寻找依据。在国际关系上，他们本能地讲求诚与信，他们迟迟没有发觉此时诚信已经不再是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反而成了政治家身上的绳索和镣铐。楚怀王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赴秦的代价竟然是彻底失去自由。抵达武官之后，秦昭襄王没有如期赴约与他会谈，相反楚怀王被秦人劫持到了咸阳。秦昭襄王提出楚国必须割让两个地位极为重要的郡，否则就把楚怀王囚禁起来。此时的楚怀王才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所以非常地愤怒，但楚怀王觉得自己毕竟还是大国之君，不能接受要割地的耻辱。秦国的如意算盘是把楚国国君抓到手里就可以任意操纵，轻而易举地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利益，却没想到无论怎么威胁，楚怀王都毫不退让。楚怀王的举动让秦昭襄王大惑不解，从小所读的那些法家著作早就告诉他，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在异国为囚和回国为君这两个选择面前，答案是如此简单。生长在实用主义氛围中的秦王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楚怀王为何宁死不屈。无奈之下，他只好下令将楚怀王继续囚禁。公元前年，被囚禁三年后，楚怀王在秦国国都咸阳郁郁而终。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楚怀王是礼乐文明培养出的最后一代国君，他用自己的生命为礼乐文明殉葬。事实证明，在残酷的战国晚期，任何一点天真和单纯都是无法承受的奢侈，只有铁一般冷酷坚硬的实用主义之花才能在这个寒冷的季节怒放。楚怀王直到最后还是有一种骨气，还是有自己的底线，他不会因为自己性命的得失而献出自己的国土，因此楚怀王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在他的身上有平庸、有单纯。一方面对于楚国有爱，但又不知道怎么爱，另一方面对于秦国的恨，或者说对张仪的恨，但是又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他们。秦人最终也没能利用楚怀王得到任何好处，只好把楚怀王的遗体送回楚国。在楚怀王出灵之日，楚国上下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这位生不逢时的君主一生历经失败，但是最后关头，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楚国的利益，没有割让一寸土地给秦国。
在乱世中，道德常常败于不义，楚国在早期的争霸路上曾经将那位轻信仁义的宋襄公碾于轮下，如今历史再度重演，只不过角色进行了互换，楚国变成了为礼义文明殉葬的一方。公元前年，秦国成功地夺取楚国西部包括郢都在内的半壁江山，楚国都城被迫迁往河南淮阳，史称陈郢。后来，在秦国步步紧逼之下，楚国又迁都安徽寿春，史称寿郢。楚国人经营了几百年的郢都灰飞烟灭，秦军对楚都的破坏不仅出于对财富的贪婪，更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征服力量，并最终毁灭楚国再度复兴的可能。秦军撤离后的郢都满目疮痍，毫无生机。在被楚怀王放逐后，屈原原本可以远走高飞，但是他徘徊在放逐之地久久没有离开，他还没有对楚国死心，还在期待着这只凤凰能够涅磐重生。郢都失陷彻底粉碎了屈原对楚国的最后一线希望，他意识到楚国离灭亡的日子不远了，在绝望之中，屈原跳进汨罗江。这位伟大诗人的自杀成为楚文化毁灭的不详序曲，虽然最终屈原的几首诗歌侥幸逃过了秦王朝的大火流传下来，成为了中华文化永恒的经典。这个古国在八百年间积累的无数辉煌灿烂的文化成果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黑暗之中。
郢都失陷后，楚国丧失了半壁江山，苟延残喘期的楚国工艺技术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在楚国东迁后的墓葬中发掘的青铜器铸造简陋，完全不见楚国以前青铜器的技艺复杂与器形的精美。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批青铜器物中，有铭文的铜器26件，其中由“铸客”所铸的青铜器竟高达19件。铸客是指在楚国手工业作坊中做工的那些外国工匠，楚国的铸造技术原本是十分发达的，现在居然聘请外国的工匠来为王室铸造器物，而且铸造的水平并不见得很高明，可见郢都的陷落对楚国造成的影响是多么沉重且深远。在郢都故地凤凰山汉墓中出土的一些漆器虽然风格与楚式漆器有些相似，但上面清晰地标有“城市草”、“城市饱”这样的字样，“城市”是成都市府的简称，这说明这些漆器根本不是郢都本地产的，而是从较远的成都市府运来的。也就是说从秦到西汉初期，本来制漆业非常发达的郢都一带很少有人能制作漆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人们在江苏和安徽等地分别发现了大量楚国金币，数量竟然多达三万多克，从战国中晚期的楚墓中还出土了多件专门用来称量贵金属的天平和砝码，众多诸侯国之中，只有楚国能够制造黄金货币，这反映楚国经济的繁荣，这也正是楚国在丹阳、蓝田两大战役中大败给秦国后仍然能够继续抗衡秦国一百多年的原因。举国东迁，重建国都，楚人渴望东山再起，此时的秦国迎来了又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秦王嬴政，这一切注定了楚人倾尽所有努力也无法改变楚国坠向深渊的命运。公元前年，秦国统帅王翦率六十万大军攻入楚国，他们大破楚军于安徽宿州，楚军最后的精锐损失殆尽。这支以尚武闻名的军队，最后的结局是悲壮的集体毁灭。尸横遍野、北风萧瑟，楚国最后一位将军项燕在绝望中挥剑自杀，用自己的鲜血为名将迭出的项氏家族画上了一个最后的徽章。公元前年，秦师南下，攻打楚国最后一个都城——寿郢。最后一任楚王负刍作为俘虏被装在囚车之中运往秦国，他离开的那天漫天大雪覆盖了楚都，上天似乎正是用这种方式为楚国的历史书写一个悲凉的结局。囚车缓缓离开楚宫，宫墙一寸寸远去，楚王负刍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国家。一个古国的历史在他手中永远的结束了。征服楚国带给秦王嬴政前所未有的信心，最为强大的敌人毁灭意味着历史的走向已毫无悬念。在战国这样一种天下纷争的局面之下，只有强者可以生存到最后，这是一个铁的规律。在战国七雄里只有秦国彻底地建立了这种中央集权的军国体制，那么东方六国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周礼遗留下来的贵族政治传统的一些羁绊，所以说它们的变革都不是这么彻底，所以它们最后在竞争中逐渐走向失败也是一个必然的结局。楚国的最后一位君主匍匐于地上，向秦王行臣子之礼，至此，有着八百年历史的楚国宣告灭亡。灭掉楚国，大势已定，灭楚的第一年，秦国扫除了燕赵残余。公元前年，齐国不战而降，东周五百年剪不断理还乱的纷争，嬴政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将它彻底终结。原本默默无闻的秦国最终统一天下，法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事实证明，法家文化最适合国际环境，它将秦国上下组装成一架精密坚固的战争机器。对军功和财富的贪婪，对严刑峻法的恐惧成为秦国这辆战车的两个车轮。在短时间内，这架战争机器爆发出难以想象的效率和力量。法家文化只依靠物质的刺激以及刀剑的惩罚，而中原文明更重人文，更重教化，更重精神追求，中原礼乐文明更适合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但是它不利于在一个在战乱当中保护自己。而法家文化则是能够在这种激烈竞争的剧烈变动的这种社会环境之中能够迅速地凝聚整个社会的力量使一个国家强大起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可惜说出这句话的是刘邦的谋士，而不是秦始皇的大臣。过于迅速的成功使得秦始皇更加迷信法家的力量。在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把法家文化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他用严刑峻法驯服那些刚刚被征服的六国人民，谁稍敢反抗就会立刻被关进监狱，秦始皇毫不尊重那些不能变成粮食和兵器的文化遗产，他将诸侯各国的书籍统统烧掉，其中包括楚国汗牛充栋的历史典籍和无数精美的诗歌作品。为了彻底封锁百姓的大脑，他将那些敢于发表不满言论的知识分子一个又一个活埋。然而，成也法家，败也法家，缺乏节制的巨人最后总会因为滥用自己的力量而倒下。秦始皇死后还不到一年，楚人陈胜、吴广就敲响了秦王朝的丧钟，因为服劳役时遇到了大雨误了期限，将被处死的农民决定发动起义，这一小小的意外事件很快点燃了楚国故地反秦的大火。他们的起义大军很快就攻陷了原来楚国的都城，他们以陈县为中心建立了楚的政权，这个政权就号称为张楚，所谓“张楚”意思是张大楚国，发扬光大楚国，从另外一个意思来讲，可以发扬光大楚民族，楚文化这样的一个精神，以此来号召全国的老百姓起来推翻秦的暴政。楚虽三户，而能亡秦，这一事业虽然没有由陈胜、吴广完成，却由另一位楚人项羽完成了。率领着楚国世家后代为核心的八千江东子弟，项羽杀进咸阳，一把火烧毁了秦始皇费尽心力硬件起来的壮丽皇宫。秦国数十代君主努力的成果，耗费了几百万生命建立起来的秦王朝和这座短命的宫殿一样终成昙花一现。秦王朝留下的唯一遗产是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秦文化的非人道性导致它是一种不能长久的文化，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写道：在征服阶段，统治者可以依靠武力和狡诈，但是在治理天下之时，就要视民心之所向，调整统治政策，吸取中原礼乐文明的长处。遗憾的是，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没有来得及学会这一点便土崩瓦解。秦文化如火，虽然壮烈绚丽，却很快烧尽了一切；楚文化如水，表面柔弱，实际持久，它的灵魂如同九头鸟一样很快就死而复生。公元前年，昔日的楚国百姓，沛县人刘邦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那些和他一起推翻秦王朝的战友也大多是楚地之人，汉王朝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楚国的再生。刘邦建立汉王朝之后，汉朝在政治体制上是汉承秦制，也就是说像法律、规章制度、国家体制是用的秦朝的，但是在文化上是汉承楚制，像服饰、歌舞、文学、哲学，都是从楚国人这里继承的。然而，汉王朝毕竟不是楚国的延续，历史之车无法回头，虽然抛弃了秦朝的历法、秦朝的歌舞，但秦王朝最主要的政治遗产——皇帝制度却由汉王朝纹丝不动地继承下来。可以说，汉王朝是楚文化和秦文化的混合体，不过秦文化是骨，楚文化只是肉。一个承载了八百年历史的古国在战火中永远沉埋于地下，不过死亡的只是躯体，永远活着的是高蹈的灵魂，那些古老而辉煌的文化总会有着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它们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顽强地传递着自己的优秀基因。今天，在楚国故地，我们仍然可以辨识出大量楚文化的基因，楚人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进取精神，锐意革新，不断开拓的创新意识，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和崇武爱国的传统穿越了两千多年的时光依然流淌在楚国故地百姓的血脉中。人们习惯把湖北人称作“九头鸟”，这个称呼充分表现了湖北人灵动机变和富于创造力的性格特点，古人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近人杨度则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与荆楚大地的火辣辣、热烘烘，执着好胜的性格不无关系。武汉有一句方言，叫做“不服周”，就来源于楚人对周人的反抗，他就从来不遵守既成的礼制，敢于独立创新。楚文化的传承不仅是精神的传递，更是物质文化上的继承，在湖北恩施，至今仍然又一批靠割漆生存的人，正如同今天这些漆树的基因仍然来自两千多年前的种子，楚国古老的髹漆技术依靠这些人传承至今。同样，荆州地区的艺人经过多年摸索已经完整地复原了楚系青铜器的制作技艺，几千年前那些精美绝伦的楚国青铜艺术重获新生。楚国灭亡之后，王宫之内的织工绣匠星散四地，原来只见于王宫的楚绣针法从此在荆楚大地流传开来，如今，在这些灵巧的手指间依然流淌着两千年前楚国绣工的韵律。在今天鄂西地区，民间流传着楚国苞茅缩酒的遗风，为了祈求五谷丰登，巫师们燃起大火将一杯杯酒洒于茅草之上，透过炙热的火苗，我们依然可见楚文化的灵魂在火焰间的跳动。楚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的灵魂获得了永生，战胜了时间，战胜了历史，楚文化已经涅槃为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永远翱翔在天地之间。
：本文图文素材来源于央视纪录片《楚国八百年》，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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