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连载第32节)
自由贸易也兴盛过一段时间。
虽然我们在干活儿时的口粮在那年头说起来还算高,但由于劳动强度大,那点定量粮加上追补粮也不过能吃个半饱。瘦弱如我者每次吞1斤粮的饭还不够,那些个头和年龄都比我大的人更可想而知。腹内无油水,就算吃得粮食都撑到喉咙,肚里依然痨慌慌的,还想吃。再加高山上的水硬,也就是碱性重,一顿饭下肚不到两个小时,便觉得胃里空空荡荡。何况雨雪天或因伤病不能出工,工钱和补助粮就无一分一两。无柰之下就把随身的钢笔小刀盅子毛巾之类的玩艺儿,去同背二哥和附近山上的人家换吃的。后来天气转暖了,也将不再穿的衣服拿去交换。我就将旧毛衣换几斤包谷吃了。
但挑夫们随身的物资实在有限,由于可供交换的东西馈乏,自由贸易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春天终于步履蹒跚地进入了大巴山,天气逐渐暖和起来。山野泛青了,树枝上绽出了新芽,小鸟在林间啾啁,冬眠的万物苏醒了。
就到处打蛇捉老鼠,补充肉食。
我就打到过一条烙铁头大毒蛇。
一天中午,我和文炳挑完粮斜背着扁担正走出河谷,当时艳阳高照春光明媚,远远就看到庙坝了。我们心里高兴,就一路欢歌往镇上奔。这时,跑在前面的文炳突然停住脚,指着旁边水田里大叫一声:“蛇。”
我一看,有一条比扁担还长的大蛇正在田边的浅水中游动。我取下扁担扑上去便砍,可能没击中要害,大蛇飞快地就往对面梭。我喊了声追,便抡着扁担从田坎上撵了过去。我从来没想到过,平时那慢吞吞的东西逃起命来有这么快,在水中的速度简直象鱼一样,一曲一扭地几下便梭过了两块水田,一头钻进河边那乱石砌成的坎子中。我们亦非等闲之辈,七十里运粮路半天打来回!当它刚钻进半截身子时,我也飞步赶到了,情急之下就扔了扁担揪住它的尾巴往外扯。不料非但扯不出来,那小盅子粗的长虫还挣扎着一点点往石缝里钻。文炳这时也追上来了,他便帮着扯。蛇身又凉又滑,我这才知道什么叫冷血动物。合我同文炳两人之力,虽然还是扯不出来,它也钻不进去,就成了个相持的形势。后面的老胡们也追过来了,他说,蛇在石缝中将鳞甲都张开,就成了倒钩不容易拉出来。他将装粮食的麻布口袋取下来,包住大蛇的后半截。我们3个人抓住麻布口袋,后面的人就抱住我们的腰,幼儿园里拔萝卜的游戏一样,喊起号子使劲一拉,将那乱石坎子轰地扯垮了,才将蛇拉了出来。可能它已被拉断了关节,软绵绵地吊着,一动也不动。
此时我才看清它浑身黄褐,烙铁似的头上有个象瓷片一样的白三角形,三角里有个黑色的王字。我们也不管这些,惦了惦可能有好几斤重,就大喜欢呼。
当我提着蛇往回走时,才发现那田坎又窄又软,仔仔细细地走还又溜又滑糊了两脚的泥。追赶时不知怎么竟身轻如燕地飞了过去。
在路上有背二哥见了这条大蛇就满面惊恐,说:“烙铁头烙铁头,十人见了九人愁,小鬼见它要下拜,闫王见它打拱手;你们敢打死它?”我们傲然地答,老子还要吃了它
回到队上吃罢午饭,就在院子里剐蛇,房东也心惊胆颤地要我们提远些。我们就只好将蛇提到河滩上去弄整。但附近的山民们都不肯借锅给我们,自己队上的医生也劝说,这是剧毒蛇,吃不得。我们就动摇了。但老胡却说,只要清理干净,毒蛇也可以吃。出于对他的信赖,我们便将医生的话置之脑后,由老胡将毒蛇亲手打整干净,切成一寸来长的小块,就用脸盆来煮。
消息传出去,运粮队的人就越来越多。大家都围在火旁看热闹。本来老胡说,要将蛇肉汤熬得雪白粘糊若米汤一样,吃了便是大补。不料蛇肉才刚刚煮断红,那脸盆里的汤还象白开水一样,围观的伙计们就等不得了。大家一哄而上,抢得净光。我和文炳被评为首功的人,也才各捞到两小截。半生不熟的,根本没吃出个啥味道来,就没了。十几个人吃过了这剧毒蛇,却也无人中毒。
但那年头,这些蛇实在太少,狩猎活动也兴盛不起来。
几十年后,我在建成家吃到一种城口特产叫“岩耳”的山珍。建成说,根据资料介绍,这东西只生长在大巴山的悬岩峭壁上,它的产量是如何之稀少,采摘如何之不易如何之危险,而它的营养和保健价值绝对无可比拟,能治疗并预防许多慢性病包括癌症,因此价格就十分昂贵。我一看一尝,这不就是我当年在大巴山上经常捡来当野菜吃的地木耳么?
当我们交了粮食空手返程之时,由于卸去了重负,走在山路上峡谷中便有功夫东张西望。我们就发现在路旁的岩石上,长了许多一簇簇黑木耳一样的东西。那挺好吃的黑木耳应该生长在青杠木上,幼时都听说过。但这些与它一模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却长在石头上?我们不知原委,就称其为“地木耳”,长在地上的木耳。虽然大地也包括岩石,细想起来,还是没有名其为“岩耳”准确。因此,现在它叫岩耳而不叫地木耳,也对头。它确是野生在岩石上,但绝非人迹难至的峭壁上才有。
工余之时,我们经常漫山遍野地去捡地木耳,在山路旁的岩壁上一大片一大片地收取。当年,城口的山民们还不大吃这玩艺。由于全国都是计划经济,也没人想以它变钱,我们不要多久便能捡上一大堆,装在麻袋里提回来。当然也不知道将它晒干了,再精美地包装起来能卖高价。我们当时只是将那些野生的新鲜木耳在小河里洗干净,再在脸盆里将它拌上盐巴,然后就当野菜一样用来充饥。新鲜的地木耳拌上盐巴,真是脆嫩鲜滑十分可口,我一次能吃上半脸盆。照九十年代的价值,一次曾吃掉几百块钱。不曾想在那饥饿的年代里,我们竟吃过那么多山珍,真是猪八戒吃人参果。
城口的春芽树也多,春天来了,我们就经常爬上香椿树去摘春芽,还是一种吃法:洗净了切碎后用盐拌来吃。现在可能要称为“生态食品”,营养丰富又可口。有一次,小李误将漆树上的嫩芽与春芽混在一起摘了下来。这两样东西如果光看外观不用鼻子嗅,作为城里人还真不易分辨。吃晚饭时,许多人都去小李盆里挟过两筷子,由于春芽多,吃起来很香,大家都没察觉有漆树上的嫩芽混在里面。平时有的人见到生漆就过敏,何况还将漆树芽子吃进肚去。到晚上,十几个人都浑身发痒,严重的第二天还肿得象夏天长江里漂浮的“水大棒”。我还好,或许是吃得少,或许是抵抗力强,居然没半点反映。第二天就有一批人出不了工,忙坏了平时无所事事的医生。晚上就开了个大会,冉队长讲,另外一个中队有个叫什么的人在运粮路上,将山坡上的马桑葚误当桑葚吃下,结果,没回到队里就倒在路上断了气。便宣布,为了对大家的生命负责,严禁再到山上找东西吃。
人都怕死怕病。从此大多数人就不敢去采春芽了。
城口的小河里鱼很多,而当地的老乡好象不会捕捉,只有少数干部用炸药去炸。我们在运粮路上,遇见过三五个当地的干部在深潭里炸鱼,大家便将担子搁在一边,装出天真状围着看稀奇。那些本地干部也没在意,还亲切地招呼“外河人”,给我们介绍潭里有鱼有些什么鱼。我们讨好地掏出“鸡儿烟”敬过去,他们就教导,有炸药不能抽烟,要注意安全。我们便满脸堆笑收好烟,在老胡的暗示下悄悄解开扣子松了皮带。当炸药轰然响过,那些一尺多长的鱼白花花地浮上水面时,干部们就站在岸上用小网子去捞。没料到“外河人”们却飞快地剥光衣服,赤条条卟嗵卟嗵跳进潭里。干部们满脸惊诧,怎么这些人都能象鱼一样在水中游来游去,有人还天真地以为是在替他们捡鱼。他们肯定忘了“外河人”这称呼是指长江边生长的人。在他们还没回过神来之际,我们已将死鱼抢了个净光,爬上岸来折个树条,穿着鱼腮挂在扁担上就走。干部们拦住去路要讲道理,我们就变了脸说:“沿山打猎见者有份”。双方就吵。“一点黑”和刘大哥等人便扔下粮袋要用扁担说话。当地干部们只好抱头鼠窜,边跑边骂“棒老二”。这种时候老胡既不下水也不打架,但分脏时谁都忘不了他。他有威信。知识分子只要真跟劳动群众打成一片,是很容易建立起威信来的。我们回到驻地将鱼剖洗干净,再抹上盐放在火上烤熟。好几年没吃过鱼了,那味道之鲜美几乎令人连舌头都吞了下去。可惜这样的好事没碰上几次,当地干部接受教训了,他们本来是在水潭边要炸鱼,但只要见到“外河人”的影子,就坐在岸上抽烟闲聊,不摆弄炸药。我们也没法,在水潭边干坐一阵子之后,只好挑起担子呼啸而去。
后来,队里有一位姓张的伙计发现浅水滩里有许多三四寸长的“桃花鲫”,鱼身上一圈圈红绿花纹恰似桃花与绿叶,在阳光下亮闪闪地美极了。关于这桃花鲫的来历,当地好象还有个美丽的民间传说,时间太久,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老张在家时可能就是个钓鱼的高手。他不声不响地到供销社买了几枚锈花针和丝线,自己动手做成鱼钩鱼线,再找一根小竹竿,钩上蚯蚓去钓鱼。大概是自古以来这儿的鱼从未被钓过,他半天下来,竟钓了一大砣约有四五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再加上钓鱼是合理合法不偷不抢没有风险,供销社的锈花针又不凭票供应,并出人意料地竟然还有丝线卖。从那天起,运粮队几乎人人都在油灯上做鱼钩,满河都是钓鱼郎。我自然也积极地参加了这项活动。经常站在齐脚腕深的浅滩上,伸出小竹竿让鱼钩顺水漂下去,鱼儿一上钩便挥手抡将起来。这种被称为“刷鲫壳”的钩法,引得光屁股的山里娃娃围着我们欢叫:“快来看,外河人拿线套鱼。”我们就让娃娃们看丝线上的钩,然后就谝没见过世面的他们回家去拿鸡蛋来换,1个蛋换1颗钩。
河里的鱼很多,本来这项补充肉食的活动可以长期开展下去,但当时每人每年只发1尺8寸布票,纺织品也很紧张,供销社自然很快就没丝线卖了。困难吓不倒想吃的人。在丝线未发明以前,马尾就是最正宗的钓鱼线。当时由于城口没有公路,运输主要依赖马帮;再加上区长、乡长们都有公家配备的马匹代步,外出时骑在上面,马铃叮当很是威风。有了马,当然就有马尾。自从我们买不到丝线后,马帮的骡马和当地官员的坐骑就成了我们袭击的目标。
大山中的道路本就很窄,我们在运粮路上歇气时,为安全计,肯定是傍着岩壁坐成一排。有马帮过路,伸手可及。那些赶骡马的山民多不会和成群结伙的“外河人”较真,见我们扯马尾,只是吆着骡马快步通过。但骡马却不怕这些“外河人”,常有扬蹄自卫的动作。那让大家吃过漆树芽的小李,就几乎被一匹大青马踢掉下巴。
直到有一天,我们从指路碑挑粮回庙坝,胆大妄为的刘大哥在明岩前边山路上扯副区长的马尾时,马受惊蹦下坎跌断了腿,副区长也受了点轻伤。当晚刘大哥在队上挨了批斗不说,还被宣布拘留7天。当时庙坝没设派出所,刘大哥在批斗会后是被两个背三八大盖的当地民兵捆走的。刘大哥再也充不成英雄好汉,被捆得呲牙咧嘴活象一个粽子。他要被押到30多里外的平坝区去服刑,因为那儿才有派出所。我们担心如此捆上几个钟头,刘大哥的手怕要残废。但刘大哥刑满回来后双手还是好好的。他给我们吹,当天一出庙坝,他就给那两个黑黝黝的山里民兵说,给你俩每人一块钱,替我把绳子松了。民兵商量了一下,提出每人再加半斤粮票。刘大哥深知不松绑的后果,就不敢心痛那1斤粮票,这才救下了双手。最后,他是让那两个虽然受贿但对“外河人”充满警惕的民兵拴住脖子,象牵狗一样牵到平坝的。
自刘大哥从批斗会上被押走,天不怕地不怕的“外河人”在深山沟里也见识了政权的威力,大家敬畏枪杆子,便没人再敢去马屁股后面打主意。由于缺乏鱼线,这项活动又短命了。
选自作者《所谓草民》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