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夏天，普林斯顿大学。黄仁宇参加《剑桥中国史》撰写计划，负责明朝部分。成员来自常春藤名校，剑桥，伦敦，加州，华盛顿，芝加哥印第安纳和密西根大学。作者们分撰自己的章节，会共进午餐，时而讨论。
但斯时黄仁宇遭逢了尴尬，他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校长考夫曼博士解聘了：“你的教职将于年8月31日终止，……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
普林斯顿，避暑很好，高树繁茂，绿荫习习，凉爽。兼高耸的哥特式屋顶，老砖墙，室内阴凉（这使我想起身边老河大卓越的民国建筑群，它罕见地被保存完好。我时常在其中的10斋房小径浓荫之下春秋读书，幸甚），但一入夜，黄仁宇就惨了，联邦政府规定，气温未达华氏80度时公共建筑内不能开冷气，他的宿舍是新房子不隔热，更不堪的自然是他刚刚被解聘。无数夜晚，黄在室内酷暑中夜不能寐，脚在床边晃来晃去……时而须跳下床来冲下楼梯去接妻子格尔的电话。夫妻通话，充满绝望而没有结论。黄心情不好，疲累，焦灼，无法鼓舞她。格尔在千里之外一遍遍的重复说：“不公平，多么不公平……”
这意味着毁了黄仁宇终身教授之名誉，如千寻瀑布猝然跌落！考夫曼说，解聘一年之后生效，也就是说，一年之后，黄将一文不名，无以支付一切生计日常开支。这是侮辱。格尔的沮丧持续了整个春天和夏天。再一年，即年8月31日，黄62岁生日没几天，格尔把消息告知他们的儿子黄杰夫。即使多年后黄教授一想起11岁的儿子在同学中遭受父亲被解聘的耻辱，犹自难过，内疚不已。邻家10岁男童丹尼走近后院问：“你要卖房子吗？”看来哪儿都有一样，黄作为学者，他很出色，屡获密西根，哈弗及全美学术界古根汉和科学基金并且荣获特别研究员身份等，校长考夫曼博士曾在校务会议上特别强调这个“好消息“，并以黄教授简介招徕新生。大学教授理当如是吧，除了上课，还须独立思考，原创著述。可为什么会被解聘呢？中国古训同样适用于美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出于众，人必非之”；他埋头著述思维深刻，没留意叽叽喳喳低分贝的苟且者的合唱，多数人一个字都不出版，你老写啊写。哼，剔除异类！那是一定的。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斯时黄仁宇是纽普兹州立大学唯一一位教授中国和日本历史的老师，资浅老师。同时被资遣的还有教授拉丁美洲史，俄罗斯史，中东史，非洲史，印度史的老师。留下13位历史教师全都是教美国史。他们中不乏值得尊重的学者，但有些人一直高唱：我们独特的西方文明！
饱受西方文化教育，并与美国女人结婚生子的黄仁宇自觉地认为：自己工作中最迷人之处，在于找出这个独特的西方文明如何打破一个不遑多让的独特的中国文明的抵抗力，曾使中国分崩离析；而在中国重新恢复平静时，如何转而影响西方世界，使后者进行调试。黄仁宇自觉地认为，他的主要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力密切观察，西方如何与东方交会，东方如何与西方融合，直到二者融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若以为接受美国生活方式即可以证明美国优越而不需要调试，这是错误的观念，若再以冥顽不化的态度来教历史，学生只会为过去而学历史，无疑是倒退，退回19世纪。黄仁宇想寻找志同道合者，可是纽普兹州立大学封杀了黄仁宇讲中国历史课，直接端了“终身教授”的饭碗。
但普林斯顿大学对黄一直很好。他结交了伊利诺大学的牟复礼和剑桥的崔瑞德，他们享有国内外名声，透过他们的鼎力相助，黄仁宇把《万历十五年》影印了五六本，发给剑桥中国史的读者群。牟复礼两次阅稿并写说，“这本书越早出版越好，我非常遗憾学生在今年秋季看不到这书。”但商业性的书商认为这本书应交大学出版社，大学出版社认为黄应该去找商业性的书商。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而应该思索的话题，即如何在有学术价值和可读性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
在黄仁宇遭遇纽普兹遣散通知后，他打电话给耶鲁大学出版社崔普先生：“你们毫无兴趣吗？”答复曰”我们非常有兴趣。”并附信抱歉审稿人一再延耽。一份书稿既然获该领域最称职学者的强力推荐，为什么找不到出版商呢？原来依照美国出版界惯例，学术著作须经由不具名的审稿人公正的评价。牟复礼和崔瑞德对黄的稿子赞誉有加，无意之间排除了自己成为公正审稿人的资格，因他们不再是不具名的审稿人了。
又，《万历十五年》在学术论文的传统形式上有所僭越。该书始于谣传皇帝欲行午朝大典，其实查无此事，结束是一个不随流俗的文人狱中自杀了。黄依需要补充资料，有时调动读者兴趣，释放相关信息。史景迁也这样写过。但传统手法则要求先列出帝系表，京城地理，政府架构职称术语等。若审稿人无法从论文模式中解脱，会因此反对这种比较自由的呈现手法。
当我读到这个呈现手法，觉的是一个鼓舞，因事实上我也时常这样，甘心受灵感驱使而随意表达，如一杯水倒在玻璃上，我自己也不能确定水在平面玻璃上滚动的轨迹，而成篇之后，文字叙述，即留下了思维流动的水渍。
其时黄仁宇把《万历十五年》译成中文，书目和注解待成。年夏天，邓小平访美之前数月，郁兴民去美国，郁和黄四十年前在长沙临大同住一栋宿舍，但不认识。年两人同在沈阳国民党东北总部，还是不认识。之后郁去了美国，二战时加入美国海军，娶了美国姑娘。黄在纽普兹才与之相识。郁兴民在他担任会长的赫逊河中部联谊会中，举办了一场历史研讨会，讨论《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郁的姐夫是黄苗子，他愿意把书稿引介给北京的出版社，郁电告黄仁宇：前景“看好“。黄苗子当时是二度解放，第一次是从国民党手里，第二次是从文革劳改营。当时中国没有民间出版商。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有过这样一段有关明朝的解读：“……但是李贽生命中的这十五年绝非白白浪费，它提供给我们一份无比珍贵的记录，否则我们可能无从得知，这时代特征之一的思想界的苦闷到底有多深。在一个高度仪式化的社会个人的角色完全受限于一套简单却定义模糊的道德信念，帝国发展因此受到严重的阻碍，不论其背后的信念有多崇高。年是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意义上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做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年10月，黄仁宇把五磅重书稿影件空运给黄苗子，但不知何因书稿未抵达。次年初，复由郁兴民的女婿卡尔亲自到北京把书稿交给了黄苗子。两个月后，中华书局原则上同意出版该书。郁兴民很诧异，黄仁宇听到消息一点也不热衷。原来这一天，年3月27日，即黄仁宇预感考夫曼博士要解聘自己的那一天。那天傍晚格尔躺在床上不发一语，黄想躺在她旁边，但她动也不动没挪出空间，黄只好躺在旁边，也不发一语。夫妻以同样的姿势一定维持了很久。读到这儿时我想，黄先生躺着也是躺着，不如在心里来默读一下诗歌：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时初照人……
月光下发生过很多美好的人生故事，月亮是公允的，也很仁慈。她知道这个世上好人哭泣坏蛋得意，所以她会垂怜不幸的人。若想以毒攻毒，就读“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反正是反正了，汝虽被黜，还好没给发配荒蛮，起码还有格尔陪躺。当然黄先生一定会说，是我陪她躺。总之，大概没有总之。天暗下来，儿子杰夫在客厅走动，他没有晚餐吃，也没有来吵爸妈。这时电话铃响了，郁兴民来报告好消息，这时候什么消息也不能让黄高兴起来。
《万历十五年》可能是对官僚制度最无情的批评。年，清世祖努尔哈赤发动辽东之役，大败明军，是以两国命运发生转折。但对这段历史，历史界在黄仁宇之前探讨不多，无法评估事件始末。黄仁宇向牟复礼和崔瑞德讨要此事件的明朝部分陈述篇幅，他们应允了。努尔哈赤的年表在中文和日文中是口耳相传的版本，地图不完备，亦能显示战场位置和地形。黄研究了一段之后，幸运地得知辽东之役有相当多的韩国素材，都是由流利的中国古文写成。黄遂将其与中国的记载一并阅读，重建了完整的战争场景。
此役令人吃惊。明朝数月动员此役之于每一省。明军数量远超满洲人，几乎是二比一。明军使用火枪和马车拖运的火炮，满洲人除了骑兵一无所有。明军挖设壕沟，构筑障碍。但满洲兵横冲直撞，冲破障碍，甚至从山脚仰攻突袭之。四月十四至二十日，短短一周，满洲人消灭明军三路人马，第四路不战而逃。这四路明军总计十万兵马。
明军对于战争的管理细节莫明奇妙：统帅呆在战场七十里之外，在前线他没有代理人，没有指挥中心，没有联络官。明军溃退时，大败的消息是从败兵和传令官口中得知，呈送皇帝的奏折中也只有同样的字眼。明军攻击时主将走在部队最前沿，好像一位士官长。一次两万士兵被缩成一个正方形，似乎在捍卫一个不大的城池，努尔哈赤得以轻易选择正确的进攻方向，他让骑兵处于上风位，使明军火药毫无作用。还有一个战例，大军指挥官弃职而逃，指挥作战部队的文官单打独斗，很容易就战死了。战地部队的行动从来没有好好协调过，满洲兵可以集中火力，从容消灭一拨又一拨人马。几乎所有战役中，明军都无法抵御满人骑兵的第一波攻势。明军的指挥管道很容易断裂，之于军心溃散兵败如山倒。大炮对于战争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或因部署不当，或因装火药和发射的时间漫长，根本不是以速度和决心见长的骑兵的对手。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研究辽东战役，重在指出：明军的错误乃首尾一致，不断重复，已成固定模式。黄教授深刻地分析道：这其实根源于中国历史的组织架构。在官僚管理下的庞大农业社会中，军队的人力，税赋，军务和补给都来自集结的村落无从测试组织中无数的漏洞和和欠缺的关联性。军队既已处于没有竞争能力之下，军事操练演习不足，因为高高在上的文官认为战争不会发生。明代的军队本质上是一支庞大的警力，由文官来率领。他们只有两个基本方法试图赢得战争：一是集结庞大的军力，以人数众多来吓唬满人，妄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二是躲入城池采取守势，希望借此耗敌战力。就斯二技巧而言，辽东战役的策士和战地指挥官不算怠忽职守，但其后所遭遇的局势，却完全在意料之外。努尔哈赤是个军事大奇才，早就洞悉对手的能力和极限，他为这次与明军的大摊牌，已然认真准备了三十五年。他集结部队，编排成各“旗”，都是为战争而做准备。努尔哈赤的策略，对于军校教材而言，简单易懂，便于实施，但明朝没看出来。
黄仁宇教授作为《剑桥中国史》明朝部分的撰写人，自觉需要在技术上深究。读者会想，一小群主将之无能，竟让中国被异族统治三百年，此役之过，该由谁来买单？这就像拔一株野漆树一样，三尺高的树也许有长达二十五尺的根，而且没完没了。问题一旦展开，须补充的资料会源源不断，且盘根错节。我想黄在撰写《剑桥中国史》明朝部分三万字时，早已充分认识到了这个，而《万历十五年》则是一个补充完整的善本。
编辑：芩妞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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