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坑村位于福建省西部与广东梅县蕉岭交界的山旮旯里，是龙岩上杭下都五丰大队一个极为偏僻的小山村。在那里我度过了六个寒冷的冬天，在那小土屋，年轻的我流下泪水，也留下了笑容。在那艰苦的日日夜夜，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生逐渐成长为会说客家话会干农活的女知青。

年9月24日，一列西去的火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两天后，我们来到中都公社所在地。卸下行李后一听说，郑坑村离这儿还有三十多里的山路，傻了。一眼望去，一座山连着一座山，郑杭村就“藏”在那望不到边的山里。

当时在厦门迁户口时，我拿到上山下乡通知书我去的是五丰大队郑坑村，让我以为村子的人都与我同姓郑（其实是姓丁），心想“五丰”这地名不错，大概是个“五谷丰登，麦浪滚滚”的地方，美滋滋地自个偷乐了几天。没想到，郑坑村竟是如此名副其实的山沟沟。

“不去！”我和同去的几位知青坚决抵制。于是，我们便在公社周边知青点闲逛。每天居无定所，有上顿没下顿，我甚至曾经躺在公社大礼堂冰冷的板凳上过夜，有时一天只吃两顿饭。那年代吃饭要凭粮票，所以，六七天后我们带去的钱和粮票用完。实在没法再“赖”下去了，只好极不情愿地去郑坑村。

临离开公社传达室时，我顺手牵羊把一尊半身毛主席石膏像放进行李袋，准备带去郑坑村房间摆放。后来被门卫发现，没有“偷”成。在这样困境时刻，单纯的我们仍然念念不忘对伟大领袖狂热的崇拜和尊敬。

进村后，领我到她家的房东是一位50岁左右的闽西老大妈，清瘦硬朗。家里还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儿子名叫丁汉球、一位抱养的五六岁的小孙女。

我的到来，给这一家老少带来大山以外的新鲜空气，我讲大海、公园、讲鼓浪屿。

在厦门，我是家里姐妹中的大姐，会做家务事。所以没多久，房东家里的扫地、挑水、喂猪、烧火、挖地瓜、捡花生等等，我都帮着做。后来，有时丁大妈和她儿子去公社或广东梅县蕉岭赶墟卖东西会把粮仓的钥匙放心地交给我，吩咐我蒸晚饭、喂猪、喂鸡鸭，照顾她小孙女，把我当成自家人一样。

一年后，政府取消知青的粮油补贴，知青点自己办伙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字“饿”。房东丁大妈时常会拿一些青菜送我们，会偷偷小声地叫我去她家吃木薯地瓜。然而，“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我自己也学着种菜、豆子、芋头。只是茄子只开小花不结果，青菜更是“面黄肌瘦”。

春天到了，我种的四季豆、长豆子发芽爬藤了，我赶紧跑到山坡上砍了一捆树技插在豆苗旁。到了深夜，我的脸、脖子、耳朵、身上又红又肿又痒。丁大妈知道后，马上到我房间了解白天的情况后，丁大妈说：“漆树对有些人的皮肤会产生过敏。”原来罪魁祸首是我砍下的那捆树枝。于是说：“你被漆树咬了”。“树也会咬人”？从小在海边长大的我，不解的问。丁大妈连夜摸黑到小溪边，田野旁采草药，煮成汤汁为我擦身喝药，忙到快天亮。后来，我的身体渐渐好了。

丁大妈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我，在精神上也给予我很大的的慰籍。每当我遇到不顺心的事或看到其他知青调走，我心情极为沮丧失望，丁大妈一句：“唔怕”“摸达紧”（客家话：没关系）。我的心情会平静许多。有一年夏收夏种，傍晚，突然狂风暴雨，在离村子较远的稻田里，农民争先恐后的挑起谷子飞也似地往村里赶。我挑着半箩筐的谷子跟在最后，颤巍巍，小心翼翼地走。天黑路滑又下坡，我越怕滑就越会摔越来越走不动。只剩下我一个在黑洞洞的山路旁。我害怕极了，突然，传来“彩金嫲”“彩金嫲”的叫喊声，房东丁大妈寻我来了，我应不出声，任泪水雨水在脸上流淌。

丁大妈是我心中闽西客家母亲，我永远感激她。

屈指一数，下乡六年有五个春节。我只回厦门过一个春节，其余四个春节都在郑坑度过。除夕夜，我独自对着小煤油灯沉思，想念厦门的亲人。不是我不想回厦门，而是因为我家里经济十分拮据，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所谓的积极表现，争取早日上调，走出大山。

村子生产队正月初三就开始下田劳动，闽西的初春下着霜，水田刺骨的冰冷至今我仍心有余悸，那是冷到心窝的痛。我每年出工三百多天，是全村女知青出工数最多的。由于郑坑村多是梯田山田，工分值极低，十工分基本是两角多。也就是说，我一天评6．5分或者8分，劳动价值只有一角多钱，这在现在是不可思议的事。

下乡后的第四年，郑坑村学校有一教师生病，领导安排我任代课老师。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复式班教学工作。三年级就到五里外的大队部学校上学。教室就设在生产队粮仓库二楼，二十多位学生，语、算、图、音、体我得全程负责。虽然累点，但山区的孩子纯朴、听话、可爱，我也浑身使出全部当老师的“本事”，尽心尽力。所以这段日子是我下乡期间最快乐开心的时光。

放寒假了，腊月二十左右，生产队安排上山烧草木灰作肥料，我跟村民也去了。我很快割了一堆茅草和杂树枝。闽西冬天的茅草太干了，我一点火一瞬间，高高的火焰与周围的树叶接上火，连成一片迅速烧起来。那情景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画面出现在我眼前，我吓得两腿发软，脸色苍白，大喊：“水、水……”可在荒山野岭哪儿去拿水灭火。我无力一屁股坐在地上。真正体会到“欲哭无泪”、“山火无情”的滋味。

火光就是命令。不一会儿，在生产队长丁元昌的组织带领下，村里的部分青壮年，男男女女从不同方赶来。他们察地势，看风向，割火路，阻止火舌蔓延。在丁元昌队长统一指挥下，经过一两个小时的扑灭，终于把火势控制住了。值得庆幸的是紧邻其他大队的山林没受遭殃。

当晚，我吓得睡不着。连夜写了一张“检讨书”，并给厦门的父母写信，谈及火烧山之事，说公安局可能会追究责任，作为纵火犯处理等等。然而，几天过去了，眼看过年了，还不见传讯我的通知。我想：我应该主动承担认错误。于是，我拿着“检讨书”走进大队部等候处治。没料到五丰大队长却说：“你们村生产队长来过了，说你火烧山一事，动机是好的，为村里积肥。但做法不对，知青不懂烧草积肥的方法。以后注意向农民虚心学习。回去吧”。

开春了，新学期开始了，我照样当我的山村女教师，继续当二十来个学生的“孩子头”。“找呀找，找到一个好朋友”等儿歌以及朗朗的读书声，依旧飘扬在郑坑村的上空。

前年，我重返回下都，年已七十多岁原老队长丁元昌还笑着提起这火烧山之事。

感谢郑坑村的父老乡亲们，是您们用宽容胸怀接纳并包容了我们，这其中包括我们犯的一些错误。

有人说我运气好，“好酒沉瓮底”，也有人说我福相脸，吉星高照。但我心里明白是我的执着，满怀信心的坚持和努力，得到郑坑村农民兄弟的认可。记得在下乡一年后，就陆陆续续有知青上调走出大山。也有知青长期“倒流”厦门，长期不归。当然，也有像我一样，坚守岗位的知青。

在我下乡后的第六个夏天，我终于盼来了一个上调机会——推荐我进福建师范大学读书。

那是个初夏的夜晚，全村每家每户派一名“家长”作为代表开村民大会。晚上从不参加会议的老大嫂、老伯伯、老奶奶都来了。大伙围着一盏大汽油灯，经过民主评议一致同意推荐我上大学。乡亲们的话语朴实，无华真诚：“彩金嬷出工多，劳动积极，不怕苦不怕累，虚心接受再教育………”那一声声，一句句是对我几年来在郑坑村生活劳动最好的诠释。最后每户“家长”在推荐表格评语上面接下红红的手指印（红印泥）。然后上报公社。经过考试、考核、政审等程序后，我跨进了大学校门，开始我的大学生涯。

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往事渐渐地在记忆中淡漠，唯有那张布满密密麻麻的红手指印记，依然刻苦铭心地留在我脑海中。乡亲们朴实、善良、正直的品质，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对生活有了较深的领悟，让我在日后的人生道路上性格更加坚强，处世更加从容、淡定、宽容。

几年后，我大学毕业，先后在上杭湖洋中学，龙岩雁石中学，龙岩一中等校任教，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闽西的教育事业。至年，我举家调回厦门工作，现已退休，在美丽的厦门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我知足，我感恩。那难忘的郑坑村，在我心里将永驻。